刘亚楼，1910年出生于福建省武平县，参加了中央苏区五次反“围剿”斗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等。他是新中国成立后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任空军司令员，指挥了抗美援朝空战，创造了20世纪战争史上的奇迹，被称为“中国空军之父”。

　　1955年，刘亚楼被授予空军上将军衔，荣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是中共第八届中央委员，第一至第三届国防委员会委员。

开国上将刘亚楼在革命斗争中为党和人民建立了卓越的功勋，为创建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和加强人民军队革命化、战斗化的建设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战斗英雄

20多岁的刘亚楼，已是一名身经百战的“老将”，先后参加了5次反“围剿”和长征。在第一次“大围剿”中，刘亚楼所在的部队在龙冈活捉了国民党中路右纵前线总指挥张辉瓒，毛泽东的诗句“天兵怒气冲霄汉”“前头捉了张辉瓒”就赞誉了刘亚楼杰出的军事才能。红军长征时，刘亚楼参加了大小70余场战斗，在血战湘江、强渡乌江、智取遵义、飞夺泸定桥、开辟雪山草地通道、攻占腊子口等战斗中屡立奇功。

　　为了提高军事才能，29岁的刘亚楼受命离开延安到苏联素有“红军大脑”之誉的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他与刘伯承、左权等并称该校毕业的名将。刘亚楼在苏联参加了卫国战争，并被授予少校军衔。1945年，刘亚楼随苏联红军进入东北。在平津战役中，刘亚楼任天津前线指挥部总指挥，指挥第四野战军22个师用29小时解放天津，为和平解放北平创造了有利条件。

空军之父

　　1949年10月1日，在新中国开国大典的阅兵式上，解放军战机编队从天安门广场上空呼啸而过，外国记者惊呼：“中共一夜之间有了自己的空军”。而在这振奋人心的时刻背后，却是仅有的飞机凑不够空中梯队，周恩来总理提议让飞机循环飞行，两次接受检阅。

在百废待兴的新中国，让阅兵飞机飞两遍是不得已的办法。从那时起，中央军委决定要加快建立人民空军，1949年10月25日，毛泽东亲自指定时任第四野战军第14兵团司令员的刘亚楼担任空军司令员，陆军出身的刘亚楼临危受命，挑起了组建空军的重担。

　　中共中央军委领导提出组建自己的空军的时候，有人曾嘲讽过：“中国共产党一穷二白，要想建设空军，无异比登天还难。”确实，当时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不仅没有一支像样的空军部队，也没有航校、飞机制造厂，就连修理飞机的工厂都没有。

　　1949年11月11日，中央军委正式宣布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成立。在之后的1个多月内，刘亚楼就组建起六所航校，创造了世界奇迹。刘亚楼非常重视航校的建设，从校址选定、营房修建、干部配备、教员培养、学员调选、教材大纲、器材装备、伙食标准，他都具体过问和指导。航校建立之后，刘亚楼又迅速组建了空军机关和作战部队，并注重从严治军，培养空军部队的优良作风。

经过艰难创业和奋力开拓，仅用1年多时间，人民空军脱颖而出，迅速成长。1950年，年轻的人民空军在抗美援朝战争中取得了“不鸣则已，一鸣惊人”的辉煌战果。1958年，空军入闽作战，配合炮击金门，夺取福建和粤东的制空权，空军首战三比零旗开得胜。1959年，在世界防空史上首次用地空导弹击落敌机RB-57D飞机，之后又连续击落4架国民党美制U-2高空侦察机。201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国产先进战机的阵容不断强大，空中梯队战鹰列列。

廉政将军

　　刘亚楼崇尚节俭，建设空军所需费用中央虽然有求必应，但他强调，要把每一个铜板都用在刀刃上，不能滥用中央的信任。他个人在吃穿住行上，除非外事活动和重要庆典，从来都不讲究。

　　1952年2月14日，毛泽东到空军司令部调研，空军司令员刘亚楼举手敬礼时，露出了军服袖口缝补的痕迹，毛泽东看见了，就关切地说：“亚楼哇，我批准你做两套新衣服吧。”刘亚楼连声谢绝，说这套衣服换个领子，袖口重补一下，还能再穿半年。

　　这事传开后，空军政治部主任王辉球专门找来空军直属政治部主任徐有彬，商量道：“刘司令也太节俭了，听说他家负担重，我们有干部福利费，可以救济救济他。”救济一个司令员，这可是前所未闻之事。徐有彬表示同意，并一同“策划”了救济之事。这番“密谋”不知怎么传到了刘亚楼耳中，他找来王辉球质问。王辉球从此再不敢提“救济司令员”之事了。

　　国家困难时期，纸张缺乏，连印小学课本都没有好纸。刘亚楼在杭州主持编写空军条令、教材时，管理部门表示通过正常渠道能弄到好纸，保证编写人员的需要，但刘亚楼仍提出一项严格要求：除最后定稿本外，一律使用“更生纸”，谁也不例外。

刘亚楼眼睛不太好，每天要亲自审查几万字的稿子，而且要逐字逐句地推敲修改，质地粗糙且发黄的“更生纸”看起来异常吃力。编审组秘书长姚克祐于心不忍，就交代有关人员，给刘亚楼司令员送的审校本都要用好纸印。刘亚楼发现后一点也不领情，马上在稿本上批注：“为什么我就应该特殊？让我带头破坏我的规定，这不是关心我，是陷害我！”为此，他专门召开编写组长会议，郑重宣布：“凡用好纸单独给我印的稿子，我一不看，二要批评。”

　　工作人员生怕看坏司令员的眼睛，明知要挨批，还是从管理局要了些普通但比“更生纸”好些、白些的稿纸放在他的办公桌上，供他使用。刘亚楼非常敏感，一眼就看出了问题，严肃地说：“如果因为我是司令员就可以随便使用好纸，那就等于自动撤销了我的命令。一个领导者要想下面坚决贯彻他的命令，就必须以身作则。”

　　按刘亚楼行政四级的待遇，他完全有资格配一辆“大红旗”，这是当时国内出产的档次最高的轿车。在普通群众眼里，“大红旗”就是国家重要领导人的象征。1959年，刘亚楼被任命为国防部副部长后，国防部准备给他换辆“大红旗”。刘亚楼没要，说：“现有的吉姆车已经很好啦，没必要再换，老想着待遇，这可不是党的好作风！”

刘亚楼明确反对那种“房子越住越气派，汽车越坐越高级，家具越用越时髦”的庸俗享受，反感那些追求特权享受、损公肥私之人。他率先垂范，年轻的人民空军养成了勤俭建军的好作风，得到毛泽东和中央财经委员会主任陈云的多次表扬。

1965年5月7日，刘亚楼在上海病逝，年仅55岁。中央军委送给他的挽联上写着16个大字：“国失干城，三军挥泪，功在社稷，百世流芳”。

　　时至今日，刘亚楼身上那种大公无私、严于律己、清正廉洁的优秀品质仍然深深地影响着我们，值得我们学习。（武平县纪委监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