驻足闽江之畔的潮江楼，江风飒飒，水波荡漾。90多年前，我的伯公王荷波在这里组织召开过著名的“马江会议”，而使得这座有两千多年历史的福州城免于一场战火。在伯公的革命生涯里，还留下了许多这样动人的篇章。

伯公一生忠诚正直、刚正不阿，艰苦朴素、廉洁奉公，被称为“品重柱石”，他用生命书写了一段为工人阶级利益而奋斗、为党的事业而英勇献身的传奇。

铭记国耻，矢志革命

我的爷爷王介山告诉我，祖辈家与左宗棠是邻居，曾祖父王犹允希望自己的孩子长大后要像左宗棠一样为人办事。

1882年5月，伯公出生于福州东廊顶，由于家境清寒，作为长兄的伯公只念了两年私塾，就开始跟随曾祖父打工养家。1916年夏，伯公考入津浦铁路浦镇机厂当生火工人，后升机匠。

伯公目睹了帝国主义的野蛮侵略，封建主义的横征暴敛，经历了殖民者的暴戾统治。这一切，锤炼了他的刚强意志，坚定了他勇于抗争、投身革命，追求阶级解放和民族解放的理想信念。

铁肩道义，“品重柱石”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后，给在浦镇中英合资机车修理厂工作的伯公以很大的影响。伯公大量阅读《新青年》《劳动界》等进步刊物，接受马列主义思想，更加坚定了走革命道路的决心。

　　当时浦镇机厂英籍厂长在厂内为所欲为，压榨职工。伯公带领大家坚决地与各种侵害工人权益的现象做斗争，将浦口的工人初步组织起来。

1921年3月14日，浦镇机厂正式成立中华工会，伯公先后被选为副会长、会长。

1922年，伯公由罗章龙介绍入党，成为中国共产党最早的工人党员之一。他很快组织起浦口党小组、浦口铁路工会、浦口铁路工人俱乐部，全身心投入党的事业和工人运动中。

他兴办工人浴室、合作社、工人夜校，让工人及其子女读上书，搞工人活动，使工人在经济、政治地位上得到很大提高。

在担任工会领导时，伯公遵守章程、公私分明，从不乱花大伙一文钱，深受工友的敬重和爱戴。在他40岁生日时，工友们送他一块题有“品重柱石”四个大红字的牌匾。

在党的领导下，工会组织日益增多，工人运动逐渐走向高潮。伯公先后组建了徐州、济南、天津等津浦铁路上三个大站的铁路工会。在震动全国的京汉铁路大罢工中，伯公积极组织津浦沿线工人遥相呼应，声援京汉铁路工人。在震惊中外的五卅运动中，伯公作为上海工人运动的领导人之一，参与了筹备上海总工会，发动25万工人罢工等一系列工作，使五卅运动成为全国大革命的序幕。

信仰坚定，沥血忠诚

伯公是个信念极其坚定的人，即使时刻面临牺牲的危险，依然十分坚定，初心如磐。正如伯公和爷爷所说：“我们的事业并不显赫一时，但将永远存在。”

　　1926年，伯公受党的指派秘密回到了阔别多年的故乡。当时，北伐军与北洋军阀正在福州城外对峙，城内百姓危在旦夕。11月30日，伯公以中共中央特派员的身份，与国民党代表、海军代表在马尾潮江楼召开了福建革命史上著名的“马江会议”，正是因为伯父的积极斡旋、慷慨陈词，成功促成马尾海军起义，使得北伐军顺利进入福州城，也让全城的百姓免受战火之苦，保下了这座历史名城。

随后，伯公奔赴上海，与周恩来、罗亦农等一道组织领导了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

1927年，中共五大召开，选举产生了中国共产党第一个中央纪律检查机构——中央监察委员会，伯公当选为首任主席。任职期间，伯公十分注重纯洁党的队伍建设，严格党的纪律。

伯公还组织认真梳理总结安源煤矿工人运动和省港工人大罢工等工运中的有益经验，要求加强党内思想教育，让队伍保持清正廉洁的优良作风。

白色恐怖笼罩的1927年，因叛徒出卖，伯公于同年10月18日在北京被捕，11月11日被秘密杀害，时年45岁。就义前，伯公没有给家人留下任何财产，只是请求党组织对他的子女加强革命教育，留下一句“绝不能走与我相反的道路”的遗言。

旗帜引领，赓续相传

爷爷告诉我，伯公不光是他们的长兄，更是他们的启蒙老师。在伯公的引导和带领下，兄弟们都逐渐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我的二伯公王桂高带病为党组织传递情报，以居所作为站点掩护同志。四叔公王大华在南京下关军火库工作，秘密从事地下党活动。五叔公王凯跟随伯公从事地下交通工作。

1911年，爷爷接到伯公来信，在他的动员下参加了辛亥光复福州的“于山举义”。

伯公教导子女们要牢记自己是工人的后代，要继承工人父兄的光荣传统，好好学习，将来也要参加革命斗争。

伯父王夏荣长大后承继父志，在党的领导下参加抗日救亡工作。他因淞沪会战负伤，回南京疗伤时被日寇逮捕，后被捆绑在灯柱上烧死，殉难时年仅19岁。

伯公牺牲后，我的两个姑妈跟随其母亲等人来到福州与我爷爷一家共同生活。1937年，由五叔公王凯将她们送到延安，她们后来都光荣入党。大姑妈王晓珍解放后住在南京，是南京中国银行普通干部。小姑妈王修竹，离休前是北京邮票厂的普通科员。

新中国成立后，五叔公王凯曾担任中央办公厅机要局局长，但他从未利用自己的职务给子女后辈谋私利，他的四个女儿都在基层岗位上，勤勤恳恳、默默无闻地工作。

清风化育，代代相传

爷爷受伯公的影响一生清廉、甘于奉献。新中国成立后，爷爷便主动请求随部队南下回家乡工作。

对于子女的工作，爷爷常说：“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都去当干部，谁来种地、裁衣呀？”在爷爷看来，绝不能仗着是红色家庭的后代而搞特殊。

我的父亲王福生复员后到工厂当工人，有一段时间被调到厂工会工作，爷爷得知后说：“你是技术工人，一线岗位更需要你。”于是，父亲重新回到工人岗位工作到退休。

爷爷十分恪守原则。过去总有工友们来家里找爷爷安排工作，爷爷耐心解释，“安排工作要按组织规定去办”，但事后爷爷总会自掏腰包帮助他们。一向节俭的爷爷还经常从有限的工资中拿钱去接济“五保户”。

和爷爷一样，父亲自小对子女要求严格，他告诉我们作为革命烈士的后代，和别人“不一样”，作为英烈的后人，要比别人更加努力上进，绝不能躺在先辈的“功劳簿”上。

在家庭的影响下，我对部队也格外向往。入伍前，父亲就教育我，一定要积极争取入党。入伍后，我牢记父亲的嘱咐，比别人更加勤勉努力，刻苦训练，在198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部队退伍后，我回到地方工作，踏实本分做人，认认真真做事。从儿子记事起，我便慢慢和他说伯公的故事。他工作后，每年清明节都主动带着鲜花，代表我们前去给伯公扫墓，缅怀追思伯公。

伯公用其一生书写着爱党爱国、忠于理想的家国情怀，严守纪律、廉洁奉公的清廉本色，为后辈留下宝贵的精神财富。

　　如今，历史的接力棒已交到我们手中，将伯公留下的优良红色家风言传身教给子孙后代，是我们的责任也是使命。我们将在平凡的岗位上，坚守初心，弘扬红色家风，将伯公“绝不能走与他相反的道路”的遗训一代代传承下去。（来源：福建纪检监察  原创：闵继轩  口述人：王飞，系王荷波侄孙  整理人：柯竞 黄俊 罗如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