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学森（1911年12月11日－2009年10月31日），汉族，世界著名科学家、空气动力学家，中国载人航天奠基人，中国科学院及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被誉为“中国航天之父”“中国导弹之父”“中国自动化控制之父”和“火箭之王”。由于钱学森回国效力，中国导弹、原子弹的发射向前推进了至少20年。

    不畏艰险，一片丹心向祖国

    钱学森于1911年出生于上海，祖籍浙江省杭州市临安市，3岁时随父到北京，在北京师大附小和附中完成初级学业。

    1929年，钱学森考入铁道部交通大学上海学校机械工程学院铁道工程系；1934年毕业于国立交通大学（现上海交通大学和西安交通大学），当年6月考取清华大学第七届庚款留美学生；1935年9月进入美国麻省理工学院航空系学习；1936年9月获麻省理工学院航空工程硕士学位，后转入加州理工学院航空系学习，成为世界著名的大科学家冯·卡门（Theodore von Kármán）的学生，并很快成为冯·卡门最重视的学生。

    获博士学位后，钱学森留在冯·卡门航空大师领导的古根海姆实验室工作。在冯·卡门教授的影响下，钱学森参加了火箭研究小组，并在1942年与别人合作完成《远程火箭的评论与初步分析》的研究报告，提出了几种火箭研究的设想，同时参加了美军“下士”导弹的设计工作，在军方的喷气技术训练班讲授火箭推进技术课程，为美国早期发展地地导弹和探空火箭奠定了理论和技术基础。此后，钱学森在应用力学、物理力学、航天与喷气、工程控制论等许多科技领域都取得了显著的科技成就，其中不少是开创性工作。

    他在美国成为“领域神人”“顶尖天才”，犹如传奇一般的存在，曾在五角大楼自由出入达8年之久。

    1949年5月，钱学森收到了一封来自万里以外的信件，信件内容是邀请他回到中国，领导航空工业的建设。钱学森在得知祖国召唤他回国服务的切切深情后，便加紧做回国的准备工作。

    1950年夏，钱学森决定以探亲的名义立即回国，并将他的决定用电话报告了他的上司、美国海军次长金布尔。但在他举家出发时钱学森被拘留，金布尔气急败坏地对美国司法部说：“绝不能放走钱学森，他知道的太多了。我宁可把这个家伙枪毙了，也不愿放他回到中国。无论到哪里，他都抵得上五个师的兵力！”两星期后，钱学森被几名友好的美国同事重金保释，但其行为受到限制和监视，每月需向移民局汇报一次。

    他为此斗争了长达5年之久。这期间，他被逮捕过、软禁过、审讯过、恐吓过、跟踪过，买的飞机票被强制退票，美国联邦调查局时不时派人闯入他的家里搜查，他所有的信件和电话都要被检查和监听。

    为了回国他甚至直接与检察官当面对质。检察官：“你忠于什么国家的政府?”钱学森：“我是中国人，当然忠于中国人民。所以我忠心于对中国人民有好处的政府，也就敌视对中国人民有害的任何政府。”检察官：“你现在要求回中国大陆，那么你会用你的知识去帮助共产党政权吗?”钱学森：“知识是我个人的财产，我有权要给谁就给谁。”

    对美国人的种种威胁和折磨，钱学森义无反顾，不屈不挠，坚定不移。1954年，钱学森写出《工程控制论》，在一个新的工程技术领域取得开创性的成就。直到1955年日内瓦会谈，在周总理等老一辈领导人的极力斡旋下，钱学森才得以回到中国。

    那是20世纪50年代，面对一穷二白的新中国，钱学森为了回国放弃的是：每月2000美元的讲师薪资、每月1600美元的研究所工资、每年5万美元的科研奖金、麻省理工学院终身教授的身份以及美国绿卡。他曾幽默地说道:“我姓钱，但我不爱钱。”

    钱学森在美国的20年时间里，一直坚持保留着中国国籍。他从来没有向美国保险投过一分钱。他说：“我从1935年去美国，1955年回国，在美国待了整整20年。这20年中，前三四年是学习，后十几年是工作，所有这一切都是在做准备，为的是日后回到祖国能为人民做点事。”

    为国铸剑，“两弹一星”强中华

    钱学森回国后，在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支持下，积极参与我国火箭和空间事业的规划和组建工作，并以他在空气动力、火箭发动机、制导控制、总体结构、材料工艺、计算机、质量控制和系统工程等领域的博深知识，为我国培养了大批火箭和空间技术人才，在领导我国的导弹、运载火箭和航天器的研制工作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1956年，钱学森提出《建立我国国防航空工业的意见书》，主持编制了《1956至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纲要》中的《喷气和火箭技术的建立》方案。同年，钱学森受命组建中国第一个火箭、导弹研究机构——国防部第五研究院并担任首任院长，开始组织科研队伍，开展火箭技术的研究工作。

    作为世界著名的火箭与导弹专家，钱学森带领他的团队肩负着为中国造出第一枚导弹的重任。而此时的新中国，百废待兴，要造导弹这种尖端武器，困难是显而易见的。

    一本《工程控制论》就是他报效祖国的底气，是智慧和汗水的结晶；一纸《建立我国国防航空工业的意见书》就是他报效祖国的决心，是对中国航空事业的长期规范和发展；一句“外国人能干的，我们为什么不能干”就是他报效祖国的动力，这是信仰的力量，更是必胜的信念。

    发展新中国的国防工业，就得靠自力更生。此时，钱学森率领的团队，大多是刚刚走出校园的大学生。他为此编撰了一部基础教材《导弹概论》，正是这部经典著作启迪了第一代从事导弹和火箭研制的航天人。

    1960年11月5日，在他的参与和组织下，我国发射成功第一枚仿制的近程导弹，这成为中国新兴火箭事业的转折点。此后，钱学森领导中国的火箭开始走上独立研制的道路。

    1964年6月29日，我国第一枚东风2号中近程导弹发射试验获得成功。在钱学森的组织协调下，经过对这种导弹的改进，1966年10月27日用导弹载原子弹的“两弹结合”发射试验传出捷报。不过，这时中国的“两弹”研制尚处于秘密状态，人们并不知道钱学森主持创造了这些奇迹。

    当世界上第一颗人造卫星问世后，毛泽东主席于1958年5月发出“我们也要搞人造卫星”的号召，引起了钱学森的强烈共鸣。他早在回国前就对星际航行理论及其可行性进行过研究，1961年在中科院倡导主持星际航行座谈会，1962年又出版《星际航行概论》一书，提出用火箭作动力的航天飞机进行宇宙航行的设想。

    1965年我国自行研制的弹道导弹已经取得突破性成果，钱学森正式提出报告，建议早日制定人造卫星研制计划，并列入国家任务。

    1968年2月20日，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成立，钱学森被任命为院长，担任研制第一颗人造卫星的总指挥，制定了第一颗人造卫星的总体方案和要求，带领科研人员攻克卫星及其运载火箭的技术难关。

    在钱学森的领导下，1970年初中国中远程导弹研制发射成功，表明已经掌握了两级火箭及分离技术，在此基础上加上一个第三级固体火箭，研制成长征1号运载火箭。钱学森还具体处理了火箭晃动幅值异常和火箭地面试车受到干扰的问题。第一颗卫星名为“东方红1号”，确定了卫星要“上得去、抓得住、听得到、看得见”的总要求。钱学森像组织“两弹结合”试验一样，按照周恩来总理“严肃认真，周到细致，稳妥可靠，万无一失”的要求，在研制过程中认真仔细、一丝不苟地排除故障，在发射之前对运载火箭和卫星都了如指掌，胸有成竹，向周恩来总理汇报时对技术问题很有把握，敢于负责。

    1970年4月24日，钱学森在发射指挥大厅，镇定自若地指挥第一颗卫星“东方红1号”的发射获得成功。

    从“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第一任所长到“中国第一个12年科学规划的综合组”组长，再到中国第一个火箭研制机构“国防部第五研究院”院长，无数个日日夜夜都有钱学森忙碌的身影，每次成功的背后都有钱学森发自内心的微笑。

    在钱学森的建议下，我国在1992年选择了发展神舟飞船的载人航天之路。

    钱学森回国后所挂帅组织的开创性工作，为后来的洲际导弹全程飞行试验，“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发展，各类人造卫星升空飞翔，以及“神舟”载人飞船上天遨游，开辟了胜利的航程。

    每一位从太空凯旋归来的航天员，都会来到钱学森家中，向这位中国航天事业的奠基人报告好消息，直到钱学森去世。

    从“两弹一星”到载人航天工程和探月工程，站在钱学森和老一辈科学家的肩膀上，中国人得以仰望头顶那片更加辽远的星空。

    钱学森作为中华民族知识分子的典范，他的自立自强和爱国奉献精神，鼓舞了无数中国人，也凝聚成中国航天事业发展的磅礴力量。

    身正行端，“利在一身勿谋也，利在天下者必谋之”

    “我将竭尽努力，和中国人民一起建设自己的国家，使我的同胞能过上有尊严的幸福生活。”上海交通大学徐汇校区东北角，一座现代建筑格外引人注目，这就是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钱学森图书馆。这句铿锵之言，悬挂在馆内。

    在钱学森图书馆，陈列着一批珍贵文物。一封钱学森写给陈叔通的求援信，信里“无一日、一时、一刻不思归国”的话语，至今读来仍可以感受到他浓厚的赤子情怀。

    据钱学森图书馆工作人员汪长明记述，钱学森“一生的研究手稿数万页，剪报数百袋，出版著作数十部，参阅过的书籍数万本，真可谓博大精深，浩如烟海”。庞大的数字背后是钱学森突破传统观念和思维定式束缚、探索科学新领域研究科学前沿问题的敢为人先、敢于超越的勇气和毅力。

    在航天领域的卓越成就没有让钱学森停下创新的脚步。在漫长的科研生涯中，钱学森始终在探索科学新领域，研究别人没有研究过的科学前沿问题，他将技术科学思想方法推广到其他工程领域，创建了“工程控制论”和“物理力学”两门新的技术科学。

    在荣誉面前，他不居功、不自傲，始终坚持：“导弹航天是成千上万人的事业，不是一两个人能搞成功的。一切成就归于党，归于集体，而我只是党领导下的这个集体中的千分之一，万分之一。”

    他倡导设立“中国科协青年科技奖”，甘当伯乐、愿为人梯。年近7旬的钱学森，多次提出辞呈，他请求“退位让贤”，提拔了一大批在卫星科学技术方面年富力强的科技干部，以积极的态度促进了科学界的新陈代谢。他认为，我们一定要“培养会动脑筋，具有非凡创造能力的人才”。

    不仅如此，他的目光超越了航天事业、超越了时代局限、超越了现实发展。

    他关注中国的环境建设，一直牵挂着在西北那块土地上的人民，一直在想办法用科学改变那里的环境，年迈的他每年都将所得的奖金捐给那边的沙漠治理事业。

    这位爱国、爱人民的科学家，也被人民深深爱戴着。2009年，一项调查显示，88.8%的人认为钱学森身上最值得推崇的精神品质是爱国，85.3%的人感动于钱学森冲破阻力毅然回国。

    《钱氏家训》中“利在一身勿谋也，利在天下者必谋之”的价值观、“心术不可得罪于天地，言行皆当无愧于圣贤”的人生观，钱学森一生做到了一以贯之、始终不渝。（综合自中国军网、网易军事、共产党员网、光明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