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才交流

标 题二十年十八种暴富的方式
作 者 发表时间2000/4/18 11:56:16

 







你相信暴富吗? 网络骤降黄金雨 这似乎是一个到处都在诞生一夜暴富的亿万富翁、千万富翁、百万富翁的时代。戴尔、杨致远、贝索斯,这些美国IT业的弄潮儿,正迅速成为当今中国年轻人的偶像。连比尔·盖茨似乎都有些过时了,在一些年轻人看来,不仅因为盖茨死守着个人PC的城池,不能跟上INTERNET的时速列车,而且盖茨用了25年时间才达到家财800亿美元的致富方式与速度也跟不上时代的节律了。雅虎、亚马逊这些网站一上市,股价飙升,使30来岁的杨致远、贝索斯们在更短的时间暴富,更刺激了急性子的年轻人。全球一体化的时代真的到来了。中关村的IT名人们在纷纷抛出自己拥有的股票套现。一夜之间出现了许多千万富翁、亿万富婆。据好事者推算,柳传志至少获利244万元港币,李勤获利1366万元港币,曾茂朝为351万元港币,马雪征为1190万元港币。四通的四位董事段永基等人也抛出股票套现,数字均达上千万港元。有报纸还撰文比较了一下马雪征和演艺界的“百万富婆”,说马雪征才是真正的富婆,那位演艺界的“百万富婆”不知道有多少水份呢!这个冬春之交,除了老的IT名人的暴富刺激着年轻人的暴富梦外,网络创业也牵动着年轻人的暴富梦:建网站、找内容、拉风险投资、上市套钱。为建网站大把大把花钱的盛况,就像比赛烧钞票似的,一处钱堆刚点上火烧起来,一群围观者大声叫:“好!”又一处更大的钱堆、更旺的钱火又烧了起来,围观者更多,喝彩声更加生猛响亮:“好好好!” 春节一过,我的一些在纸质媒介就业的朋友就打来电话,告诉我他们跳槽的消息,有的报社是编辑部编辑、记者三五成群地往网站跳槽,一个部门主任走就带走好几个年轻记者。在暴富梦的驱动下,网站成为跳槽热门。一般工资给开到7000到8000元,至少也有4000到5000元,外带送股份,这么好的条件,年轻人谁不心动?传统媒体可能稳定,但是“老是阴天不下雨”的日子也够烦的,不符合冒险敢闯的年轻人的性格。这是北京春节过后年轻人的三大时尚:“跳槽、出国、建网站”。 彩票也是牵动年轻人暴富梦的一个因素。大街上到处可见“中大奖——别克+18万元”的横幅,动不动就能听到行人谈抓没抓奖的对话。彩票销售的宣传车在街上行进,高音喇叭让人回忆起大批判年代的游街示众。地铁口里,小姐们在散发彩票传单,印刷得花花绿绿的,真的把人们的那一夜暴富的馋虫都给勾引出来了,让人发大财的梦也变得花花绿绿起来。 股市在开年后又大盘走高。 这个世纪之交中国的年轻人有几个人心不浮躁的?刺激年轻人暴富梦的东西太多了。 2000年1月,IT业界又传来令人振奋的好消息。阿里巴巴公司在香港接受了由日本软件银行牵头的2000万美元的风险投资。 这是继1999年7月12日,中华网在美国纳斯达克(nasdaq)独立上市成功,首次公募9600万美元后又一大业界新闻。风险投资和上市,无疑是网络公司财富看涨的两大途径。这中间不知又会诞生多少百万富翁。 春天,中国的网络企业都在美国纳斯达克门前跃跃欲试,搜狐公司计划发行总额为8600万美元的普通原始股。亚信公司将发行4000万美元的普通股。新浪网在媒体嚷嚷多时后表示美国上市的计划在他们的战略考虑中。 以游戏和电脑VCD著名的裕兴公司也准备在香港上市。 裕兴老板祝维沙踌躇满志,向新闻界口吐自己的财富箴言:“有钱与没钱有什么区别?我说最大区别在于把握命运的时候。原来的时候,是别人定我们的前程,定我们的身份,现在不同了。我最大的爱好就是挣钱。这爱好挺好,别人也爱好挣钱,挣不来。人大的一位经济学家说过,公到极处即为私,私到极处即为公。这个说法非常好。” 王选教授认为:“过去在中国一提富人就是歌星、影星、个体户,今天中关村出现了靠知识智慧致富的群体,是社会的进步。中国应多出些靠知识赢得财富的百万富翁,但是不要出太多的千万富翁、亿万富翁。因为中国还是个发展中国家,过大的贫富差距不合国情。” 不管业界少壮派如何谈锋甚露,元老级人物如何言谈留有余地,整个社会已经越来越认同:财富确实是个好东西,尤其是高新技术致富更是大势所趋。 电脑中自有黄金屋,网络里也下着黄金雨。莫非,随着中国网络的发展,暴富的第四次浪潮就这么来临了? 前三次暴富浪潮:你方富罢我登场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经历了一波又一波暴富浪潮,其中最重要、最有代表性的应该有三次:70年代末和整个80年代的个体户和官倒暴富时代;1986年到1992年的股市暴富时代;1992年到1993年炒房地产的暴富时代。 人们或许还会回忆起第一批个体户的形象。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整个社会的观念还非常保守。当时的绝大多数人把能够上大学、有个工作单位、捧个铁饭碗当作幸福无比的事,而没有单位简直难以让人想像。第一批个体户都是些社会边缘人,或者说是生活在社会底层的人。他们在人们轻蔑又嫉妒的目光下闯开了致富的大门。李强教授80年代初曾在北京崇文区调查发现:当时的个体户中两劳人员比例高达10%,这些不被社会关注的人们自谋生路,迈出了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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