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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中国第一个劳动法博士
作者	李利群	发表时间	2000/2/18 8:58:41
发表内容	杨燕绥拿出厚厚的照片，指点着对我说：“这是比利时根特市，它因著名的根特大学而得名，这就是有180年历史的根特大学法学院，是我读书的地方。” 　　北京方庄的28层楼，阳光透过书房的窗户，洒在我的采访本上，在杨燕绥名字下面，我写上：“中国第一位劳动法与社会保障博士”。　　“1994年，我国劳动法颁布的第23天，我带着它来到了比利时，在根特大学法学院开始了我的读博生活。我的专业是劳动法和社会保障。” 　　杨燕绥告诉我，她是政治法律系的研究生，毕业后在北京计划干部学院教法律。她对劳动法很感兴趣，从第一个框架的制定，到出台前最后一次专家听证会，她参与了1985年到1994年劳动法制定出台的全过程。“我感到，我们的劳动法中还有一些问题没有得到解决，而欧洲国家的历史比较长，法律较完备，我想出去看看。” 　　杨燕绥把自己的论文译成英文，按照学校地址发了三封信。不久，她接到了根特大学的回信，表示愿意接受她到根特大学法学院读博士。于是，41岁的她，告别丈夫儿子，带着别人赞助给她的5000美元，来到了比利时。　　在欧洲读博士是没有奖学金的。读博的第一年对于杨燕绥来说十分痛苦。刚刚到比利时机场，她的钱包就被盗，带来的生活费几乎全丢了。来到根特，杨燕绥要做的第一件事情是打工。　　到现在她还记得，自己游荡在根特的大街小巷，在餐馆里结结巴巴地问要不要小工，以及老板们摇着头说“NO”的神情。当她找到第一份工作以后，她又开始与雇主谈判，让他们为她登记买保险，“我不能挣黑钱”。那时她每天要工作16小时。　　根特大学的中国学生很少，教授们对她非常友善。一次，导师请她为同学们介绍中国劳动法。导师亲手制作了中国地图和五星红旗，还请秘书为学生们买来中国茶点，教授说：“今天是‘中国日”。” 　　那时杨燕绥感到自己代表的是整个国家和民族。“我有十几年的教龄，讲课是我的专长。也许是我的民族自豪感感染了同学们，这次讲课非常成功。此后，许多学校请我讲课，主要是讲中欧文化比较，很受欢迎。讲课的收入使我不必再去打工。” 　　由于成绩突出，导师们常推荐杨燕绥参加一些国际会议。1997年 9月，杨燕绥参加在阿根廷召开的第五届世界劳动法与社会保障大会。她找到会议主持人说：“如果没有我的发言，你们会错过世界四分之一人们的声音。”主持人笑了，说：“给你5分钟。” 　　为了准备5分钟的发言，杨燕绥紧张得彻夜无眠。在讲台上，她给了听众7组数字：中国人口数、劳动力比例、下岗人数、农村人口数、妇女比例……她说：“中国劳动就业的两个原则是：效率兼顾公平，社会统筹结合个人帐号……” 　　她的发言赢得了热烈的掌声。杨燕绥深有感触：“每到一个国际会议，往往总是只有我一张中国面孔。我的发言让他们感到震惊。外国人不知道在劳动法和社会保障这两个领域中国做了些什么，在这个方面我们的专家实在太少了。” 　　杨燕绥永远记得1998年3月26日她博士论文答辩的那天，“这是我最幸福的一天”。　　“我以前参加过别人的答辩，有的学生紧张得连单词都听不懂，效果很差。我决定不带讲稿，在答辩台上我介绍了中国劳动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和改革开放以来面临的尖锐问题。我在最后对欧洲教授们说：中国人不能因为众多人口的负担和文化大革命失去了时间而要求别人等一等。在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走向全球一体化竞争的形势下，中国像每一个发达的工业国家一样面临着严峻的挑战。中国人民必须背负历史留下的包袱，去追赶时代的快车。” 　　“答辩的结果是：我赢得了最高奖。只有5％的根特学生会有此殊荣！每一个教授都来跟我行贴面礼，向我祝贺。要知道他们堪称学术领域的泰斗呀！我的导师更是喜不自禁，他对我说：‘你创造了奇迹’。 ” 　　在海外，社会保险对华人是个死角，一些大保险公司愿意聘请华裔专家帮助他们在华人中推广保险，杨燕绥显然是最好人选；她的导师也曾表示过，希望杨能为他工作。　　但在取得博士学位后，杨燕绥回到了祖国任教。她说：“大多数留学生在海外的经历和命运我也看到了，干破了天还是给老板个人打工，不可能为民族做事情，更不能参与国是。我想我的价值不应是这样的。” 　　杨燕绥是老三届，有过8年在内蒙兵团插队的经历。她说：“我们这代人干什么都非常务实，多少有些自我牺牲精神。回国以后，我有两个理想：第一是做个好教授，教书育人，希望青出于蓝胜于蓝；第二是要为我国的劳动法与社会保障奠定理论基石。” 　　杨燕绥简历：1953年出生，比利时根特大学法学院社会学博士（劳动法与社会保障）。80年代开始从事劳动保障立法教学与研究，发表专著10余部。1998年发表英文论著《中国社会保障》，在《世界法律百科全书》领域填补了中国的空白。曾多次出席国际会议，介绍中国劳动保障制度改革成果。现在人民大学任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