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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杨澜习惯性逃离？
作者		发表时间	2000/1/28 14:37:25
发表内容	作为电视人，杨澜是个不折不扣的幸运儿，占尽机会、运气和观众缘。然而令人不解的是，她总在观众们瞅着她干得正顺手遂心的火候儿上一再“出走”：1995年离开中央电视台，1999年离开凤凰卫视中文台。这种“习惯性逃离”究竟是因为某些冲突、困境，还是缘于杨澜式的机智或者个性？　　 ◆被访者：杨澜 ◇采访者：何东　　走出“凤凰”为抬头看看天气　　何：你在凤凰卫视一人就顶着《百年叱咤风云录》和《人物访谈》两摊儿，从节目播出密度来看，你肯定承受着巨大的工作压力，现在一下子被松绑，是不是有一种从身心俱疲中解脱的感觉？　　杨：过去两年真是特别疲劳。《百年》相对好一点，而主要压力就在《杨澜工作室》的人物访谈上。这个工作室因为经费和人手都少，再加上是以自己名字往外打，所以节目从选题、策划、题纲、编辑、串联，前期工作我得操好几份心，之后当然还有导演全面把握。但累归累，又有点自得其乐，其实也没人逼我这么累，许多事儿由别人去做也不比我差，但还是觉得自己亲手做比较踏实，前后总算保持了统一的风格。　　我在去年9月8日提出辞职，到12月8日编完最后一期节目，又把其它一些零碎收尾工作打理干净，心里当时就感到一种说不出的轻松。　　现在暂时停下来，能让我想一想以后更远一点的事情。我觉得前两年一直就像是埋头种地，撒种、锄草、施肥、收割，始终忙忙碌碌，现在好了，也能抬头看看天上是什么样了。　　 “凤凰”把我练成一个小管家婆　　何：按一般观众想象和猜测，你在凤凰卫视这两年，无论是制作经费还是工作条件上，都一定比内地更宽余和轻松得多吧？　　杨：恰恰相反。无论是制作经费还是人员配备，凤凰卫视都远远低于内地电视台水平。但这样的条件，反而逼我学会了处处精打细算。　　我要是到外地制作一个人物采访节目，那事先就得算好，我要带两个摄影师、一个灯光师、一个导演，那么他们的路费、住宿费，都得想办法从4集节目里挤出来。这样时间一久，我就慢慢练成了一个小管家婆，组里所有的柴米油盐，都必须细作打算。相比起我原来做电视时的大手大脚吃喝不管，这种经济上的拮据，正好对我是一个很好的训练，虽然这并不能算是一种非常完美的工作条件。但起码我现在知道，如何在最低的经费条件下，把节目尽量完成到什么程度。所以，我还是非常感谢这两年在凤凰独立门户做节目的日子。　　何：在凤凰卫视这几年，你和台里其他人能相处好吗？　　杨：总的来讲，这两年我和凤凰台的同事都相处不错，当我要离开的时候，大家都表示很珍惜这几年共同相处的时光，而且所有同事还各自专门请饭为我饯行。　　每次改换门庭都因为不安分　　何：究竟是什么原因，致使你在风头正健的时候，又像当年离开《正大综艺》一样，一定要从凤凰卫视激流勇退呢？　　杨：从表面上说，每一次导致我离开，都跟事业或生活冲突有关。比如整个去年、前年，我都是在香港或北京之间奔忙，可家又安在了上海，我不可能老把父母和孩子来回搬着陪我一起工作，结果弄得两边都不讨好，工作特别累，还要惦记着家里，可一回到家里呢，又想着还有好多工作没做完。这种状态其实是非常不健康的，所以我一直还是想把自己的工作移回到内地更踏实一些。　　除了这些外在原因之外，如果再追根问底，那就是我对总来回重复同样的工作心里很不乐意。当然身边环境的好坏，也会对我有一点小的影响，但每次真正让我改换门庭的原因，都是来自我内心的不安分。　　我非常讨厌那种咿咿呀呀的说话方式　　何：你在美国留学，对你后来制作和主持电视节目，都产生了哪些影响？　　杨：我觉得第一个就是标准的变化。比如我刚去香港时，包括凤凰台领导层，都特别希望我尽快向港、台风格上靠。但我却觉得，要真是往什么上靠，那也得向真正国际化的标准上靠。因为港、台的电视风格，抄日本东西太多啦，而日本又一直在抄西方，所以再转到港、台电视节目上，早已是倒了好几版的克隆模式。而且我一直认为，港、台电视风格，背衬内地这么大一个文化背景，就显得太轻太飘，根本它们就衬不起来，所以要说从美国回来给我最大的影响，就是绝对不能被港、台风格所同化，而是要很正宗地去主持电视节目，还要从根儿上去除那种俏皮轻浅的手势和花样，甚至那种咿咿呀呀的说话方式，也让我感觉非常讨厌。　　何：有消息说你不会赋闲很久，那么对下一步做电视节目，现在有没有什么具体或模糊的构想？　　杨：像当代人物访谈，这几年我刚算摸着点门，所以今后可能会接着做下去，但我希望人力和资金都能相对充裕，那样肯定会比原来的节目质量高得多。另外我现在还对专题类节目和电视纪录片，有特别浓厚的兴趣，因为我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时，就修过不少方面的课。所以从制作人的角度，今后我可能并不是非要依赖太多的出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