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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写一份悼词
作者		发表时间	1999/12/14 10:47:31
发表内容	青年评论家葛红兵最近在《芙蓉》杂志上撰文，“为二十世纪的中国写一份悼词”。文中主要论据如下：　　作家　　二十世纪没有一个无懈可击的作家，没有一种伟岸的人格，没有人能成为我们精神上的导师。老舍：他的死不是对现实的抗争，是对现实妥协之后依然得不到认可的结果。钱钟书：在文革中假装专心于学术，对周遭正在发生的惨无人道的事情视而不见。巴金：写了一份忏悔书，我们就原谅了他。周扬：检讨了一下，就以为他是好人。如果再来一次文革，他们又当如何？二十世纪中国作家总体人格形象不佳。　　作品　　先说语感，现代文学史上的南方作家要么欧化味道太重，要么方言味太浓，比如鲁迅文白杂糅、半阴不阳的文字实在别扭。北方作家好些，老舍基本没什么问题，其他作家或者没办法脱离方言，或者脱离不了外文阅读惯性，如周作人、郭沫若、巴金……无法找到真正文质彬彬的语感。贾平凹故意将自己搞成一个古色古香的人时，他古不古、今不今的语感让人如骨鲠在喉。张承志语感本来很好，写《心灵史》时，语感丧失了。王朔是当代语感最好的作家。再说文体，只要看清了《野草》跟尼采、《狂人日记》跟果戈理、安特莱夫，以及胡适与庞德、曹禺与奥尼尔、冰心与泰戈尔、巴金和左拉、艾青和凡尔哈伦、波德莱尔等等之间的特殊关系，中国作家在文体上的成就只能降一级来看。新时期以来，朦胧诗只是将诗歌回归到它自身的抒情体式。新写实只是自然主义在中国的世纪末翻版。现实主义回归派，是一种彻头彻尾的虚伪的假人道的写作。自马原之后，先锋写作成了马尔克斯这样的人在中国招收徒子徒孙的道场。废名、汪曾祺的抒情小说文体上的创造性强一些，但缺乏大气。总之，二十世纪没有出现具有独创性的文体家。刘震云的《故乡面和花朵》有一种文体上的创造性在里面，但语式太夸张，铺张太过。　　大结局　　二十世纪中国只有两种写作，一种是青春期冲动型写作，如五四初期的庐隐、郭沫若、郁达夫等和新时期的舒婷、顾城和新生代的朱文等，这一人本主义的写作是进步性的。但直到今天新生代小说依然得不到正统评论家的认可，卫道士害怕文学，害怕人民认可自己的身体性欲望，害怕人民情感冲动。但这类文学只能诞生历史价值层面的好作品，而无法产生超越中国二十世纪具体历史价值的经典。另一种写作是思想型写作，其思想价值大于审美价值。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大结局是：搞完了革命文学、左翼文学、抗战文学、革命现实主义文学、人道主义文学，已经是世纪末。没有时间了。　　作者最后说，请原谅我的悲观和刻薄，自我陶醉从来只是官僚上报业绩时才会有的心情。阿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