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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少帅”蔡振华
作者		发表时间	1999/11/12 10:14:14
发表内容	少　年　　我是在无锡市花园弄小学上的学，我们学校里那时的老师到现在还能记得我，因为我各方面都很突出，属于那种德智体全面发展的学生。那时候学校里做操有领操的，我就一直是那个领操的人。　　我和乒乓球好像有点缘份，我特别小的时候，大约才二三岁的样子，有一个亲戚，拿着一个胶皮的乒乓球球拍打着玩，我见了后就拚命要。也许从那时起，我就迷上了乒乓球。　　我大约7岁那年开始学打乒乓球。后来进入无锡市少年体校后，经过了4个月的训练，我就成为我们市的少年冠军。　　1973年3月份进南京体工队，那年我11岁。但“11”在我们家是个不吉利的数字。我们家兄妹3人，我是家里的老三。我哥哥11岁那年，因为城市里有武斗，家里把他暂时送到了农村，没想到他夏天到河里洗澡，被淹死了。我记得我哥淹死后，我爸就天天带我去游泳池学游泳，现在我游泳游得相当好。我姐小时候就有羊癫风，11岁那年染上天花，到医院被误诊高烧，给治死的。　　所以在我11岁那年去南京体工队时，家里还有些担忧。当时家里没小孩了，我们家就又抱了个妹妹，所以我们家现在是兄妹2人。　　这是我第一次离开家，当时我父母经常去看我，一周看我一次，使我感觉不到想家。　　那时我在全国的成绩已是比较好的了，在同年龄中大约在前4名到前8名的样子。我的打法和正常的打法不一样，我用左手打球，打法属于比较怪的那种。1973年到1976年我一直打守球，后来教练考虑到我的性格比较急躁，1976年时让我开始打攻球，刚改完那阵，训练用守，比赛用攻，由于时间、经验有限，水平一下子发挥不出来，但后来很快就上来了，赢了国家队很多人。　　这时，我就想调国家队，因为我的水平已经够到国家队的了，但进不了。国家队考虑的是你能不能为国争光，能不能拿冠军，这才是主要的。当时他们对我的打法有争议，因为我这毕竟是全新的一种打法。　　1978年时，国家青年队要我去，它等于是国家队的后补队，现在叫国家二队。我当时并不想到青年队，我想要调就到国家队。不少人都劝我，你先去，哪怕是作为跳板，先认识认识。　　退　让　　这样，1978年我就进了国家青年队。半年后，我在全运会上，拿了个混双第二，接着我便很快调到了国家队。　　1979年恰恰是第35届的世乒赛，老的那一批输了，梁戈亮、郭跃华等。输了以后，国家队改动比较大，起用了一批新人，像我和谢赛克等。国家把打翻身仗的任务压在了我们身上。按正常情况，像我们这个年龄的，应该再等一等，那时，老的那一批也才20来岁，他们退到二线，陪我们打。　　当时队里压力很大，训练非常非常苦。1981年，36届世乒赛开始了，在南斯拉夫。我们这批新手上了。去的时候，从队里的灌输到自己的愿望就是为了拿世界冠军的。那一年我们拿了7项冠军，我是混合双打冠军，男子单打亚军。那时候拿了世界冠军，也就是一张奖状，一朵红花。　　那次世乒赛，就我个人而言，单打上有些遗憾。因为当时从我的水平和能力上看，应该是完全可以拿世界冠军的，但赛前，领导安排我让给郭跃华，意思是说郭跃华比我年长一点，将来没什么机会了。而我还年轻，还有机会，下届让我拿。　　说实在的，当时我心里很不满意。现在回过头来看这些，我认为这种做法有对的一面，也有不对的一面。这种做法给运动员心理留下的后遗症很大，比如说后来发生的何智丽事件。　　对我来说，最大的后遗症就是二年后的第37届世乒赛上，这次又是我和郭跃华争冠军。35届时讲好我先让他，二年后世界冠军给我拿，但这次真到了比赛时，又不给我拿，而且要真打。因此，当我和他在台上较量时，内心感觉特别复杂，情绪波动比较大，心态非常差，以至于我没有能赢他。　　归　队　　1985年打完38届世乒赛后，我便结束了我的运动员生涯，那年我才24岁。　　我不当运动员后，国家队对我还是很重用，留我做教练。当时组织上让我先去意大利援外，了解一下欧洲乒乓球运动的发展。这样，我便去了意大利。　　我在那呆了三年半。　　1989年，国家队希望我回来。我是国家派出去的，我也没忘我从小是国家培养起来的。当时我爱人也怀孕了，孩子在哪出生这都是个人的问题，还是应以国家的利益为重。　　1989年回来后，先做了一年多的助理教练，1991年担任主教练。　　我接队的时候，男子团体跌到了第7名，但我绝对是个完美主义者。 1991年世界杯，那时拿冠军很难，但我们想拿，还是拿了。接着是奥运会男双有了突破，45届后我们比以往有了更多的新手，我们和对手交手有了更多的胜率。　　教练对队员的管理分二种，一种是以硬性措施为主，另一种是以感情教育为主。我的管理用的是前一种。　　1991年时，我刚上任不久，当时队里唯一的冠军是马文革，也就是说他当?是队里唯一的1号主力。　　我记得那是个周六，平时早上一般是7点1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