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splaybbscontent

标题	恶之花：地下性产业
作者		发表时间	1999/10/17 12:07:57
发表内容	一个产业化了的卖淫组织　　１９９８年３月１日，北京市首例因组织卖淫罪被判死刑的案犯马玉兰被押赴刑场执行枪决。“组织卖淫罪”是新《刑法》中规定的新罪名，马玉兰成为北京市第一个因组织卖淫罪被判死刑的罪犯。　　１９７６年高中毕业后，马玉兰被分配到一个印刷厂工作，１９９５年下岗，１９９６年６月承包了一家餐厅和浴室。自从开始安排餐厅服务小姐在男女浴室以按摩为幌子向客人进行卖淫后，生意很快火爆起来。为了把生意做大，马玉兰并不急于消费，而是继续追加投资，拿着用肮脏交易换来的钱与他人合伙承包了某健身中心，赚钱手法如出一辙。　　产业化了的“人肉”生意，显然不是马玉兰一个人所能经营得下去的。她身边有几类“得力助手”：一类是充当保镖角色的人物，一类是卖淫女，一类是皮条客，另一类则是望风看门的人。　　自马玉兰１９９６年６月开始承包餐厅到１９９７年９月案发，马玉兰等人在短短一年多的时间内获利达数十万元人民币。　　性产业的联合体　　“性产业”是西方６０年代以后出现的一个概念。国际学术界一般认为，“性产业”包括以下三个主要方面：各种公开的或隐蔽的、集中的和分散的卖淫业；各种各样的色情服务业；色情用品的产销行为。　　虽然性产业仍旧是中国非法和打击的对象，但它实际上已经形成了自己的系统和运行机制：直接“以性换钱”的核心生产部门；以“陪侍”服务为主的展销部门；“制黄贩黄 ”的广告部门；“性病治疗”的售后服务部门。　　“核心生产部门” 　　据公安部门统计，１９８４年全国查处的卖淫嫖昌人员为１２２８１人次。人次显著增长的年份是１９８９年，当年突破１０万大关。卖淫嫖娼人次大幅增长，但毕竟局限在有限的范围内。１９９４年，广东、福建、海南、广西、浙江、辽宁等６个沿海开放省区查获的卖淫嫖娼人员占全国查获总数的４１％。卖淫嫖娼现象，在地域上同样表现出递进式发展的特征。现在，很多边远小镇上也“娼盛繁荣”。长江边上的一个小镇，居民只有３０００多人，因其是旅游胜地，在那里聚集的卖淫女一度多达１０００多人。汇总各种官方公布的统计数据，可以析算出被查获的卖淫嫖娼人员数量，从１９８４年到１９９７年全国累计约２１２万人次。据广东媒体的报道，仅广东一省从事特殊行业的“小姐”就多达３００万人。　　　　很长时间内，在广西北海银滩风景区里，日夜聚集着几百名来自湖南等地的卖淫女，看到男性游客，她们立即蜂拥上前，对不愿照顾她们生意的游客，往往会横眉怒目：“这里是红灯区，不嫖来干吗？” 　　发廊几乎成了卖淫的代名词。其实发廊里的卖淫女只是处于第五个阶层的卖淫女。她们以洗头、按摩或者洗脚为名，在各种发廊、桑拿浴或者洗脚屋之类的地方“执业”。这一类卖淫女“执业”的突出特点是“当场解决”，“出台” 或“包夜”的机会很少。处于卖淫女顶端阶层的是“二奶” ，她们虽然表面上常常以小老婆的身份而存在，但因其计时收费的特点，与纳妾、傍大款等事实婚烟存在本质区别。她们计算时间所使用的单位往往是月。与“二奶”性质相差不多的是第二个阶层：包婆。包婆是在嫖客某段出差时间内被包下来提供性服务。第三个阶层是活跃在歌厅、舞厅、餐厅里的“陪女”，她们提供的服务往往是以“坐台”为基础，力争“出台”并争取“包夜”。第四个阶层是活跃在宾馆里的“叮咚小姐”，她们相对固定地住在一个宾馆里，几个人合伙包租一间客房，通过宾馆内部电话拉客。如果客人有意向，她们就会“叮咚”地按响门铃，进房与客人成交。第六个阶层是“街女”，不言而喻，就是指在宾馆门前、电影院或者其他娱乐场所大门外的大街上拉客的卖淫女，然后到别的地方“打炮”。第七个阶层是“下工棚”或者“住工棚” 的卖淫女，她们主要与外来民工交易，偶尔为之或者兼营副业，类似于一伙民工的公妻。　　上海有学者说，贫困不是上海等城市女性卖淫的主要原因，大多数年轻女性卖淫是为了获取更多的金钱，追求高消费的享受，或者是出于好奇心理，希望通过这样的途径寻求到有钱的或涉外的婚姻对象。但也就是在上海，有６１．９％的社会公众认为导致现代女性卖淫的客观原因是社会风气不正和以权谋色泛滥。卫生部与联合国中国艾滋病专题组也曾发表过一个文件，在提到卖淫的原因时就指出：“一部分农村妇女为了致富和一些城市妇女因为失业，通过卖淫以求得生存。”武汉市妇教所的调查表明：“调查对象有３９％为下岗、无业及其他人员；３０％的人卖淫是为了满足最基本的生活需求。” 　　“展销部门” 　　不知出于什么原因，曾被明文禁止的异性按摩，在某些地方已经发展到了无人过问的境地。　　桑拿浴和异性按摩所的大量增加，直接催生了卖淫?的分流。在华北地区的许多县市，卡拉ＯＫ、歌舞厅和发廊中，已经很少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