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惠民，中国科学院院士、博士生导师，1947年11月生于福建省福州市，中国科学院软件研究所研究员，计算机科学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

    林惠民一直致力于研究通迅并发系统的理论、工具及应用、模型检测、代数规约、程序模块化理论。

    林惠民说：“追求科学真理、探索客观规律给我带来的快乐，是不可替代的。”

    痴迷数学，而立之年圆大学梦

    林惠民出生在福州市台江义洲的一个普通家庭，是家中独子。他从小居住在福州三坊七巷中的塔巷，这里环境幽静，以前是士大夫阶层聚集的地方，自有文人风骨底蕴。

    “我从小就觉得数学很有趣，解出题目很有成就感，解答的过程也很好玩。”林惠民说，塔巷旁边有一家新华书店，他小时候经常进去翻看数学书，常常看得入了迷，舍不得回家，但“新书太贵了，很少能买得起”。

    好在塔巷附近还有一家旧书店，一本书售价一两毛钱，还在可以承受的范围内。少年林惠民一有时间就去淘书，数学辞典、名家写的数学入门读物、超出现阶段学习内容的课本……只要是跟数学相关，他都尽量省出钱来，收入囊中。没几年，家里就堆了高高一摞的数学书籍和练习本子。即使在上山下乡那几年，林惠民依靠这些精神食粮，也没有中断对数学的热爱和追求。

    1966年，林惠民从福州三中高中毕业，恰逢文化大革命，高考取消，他两次上山下乡。1972年因照顾独生子女的政策，他回城当工人。

    1977年秋天，传来要恢复高考的消息。林惠民立即去报考，但当时报考有很多限制，岁数大的人需要开书面证明，证明有一定专长才能报考。

    “我没什么特长，只能报数学。”1963年秋至1964年夏，在福州第三中学上高一期间，林惠民和两位同学每周都会去恩师池伯鼎（时任数学教研组组长）家里超前学习高中数学。“还好，1963年参加福州市初中数学竞赛，1964年参加福州市高中数学竞赛，都拿了二等奖。”

    因为这两个奖励和池伯鼎老师的推荐，林惠民得以报考福州大学数学系。当时福州大学数学系只招两个专业：应用数学和计算方法。计算方法是机密专业，林惠民有亲戚在台湾，不能报，他报了应用数学专业。但是1978年初，他拿到的大学录取通知上显示的是数学系软件专业。林惠民不知道软件是什么，直到入学报到才知道是计算机编程。“这个专业是临时增加的，因为这个偶然性，我这辈子就搞计算机软件了。”回忆当年的情景，林惠民依旧觉得专业的到来出乎意料。

    大学时代，学习和生活条件相当艰苦。学校教室不够，一二年级的很多课都是在临时搭建的简易教室上的，地面是略微夯实的黄泥土，一到雨天就满地泥泞，条件十分简陋。

    林惠民回忆道：“我们像久旱逢雨的禾苗，如饥似渴地汲取知识的营养，忘记了夏天的暑热和冬日的寒冷。晚上，老师们不顾白天讲课的疲劳，主动到教室和宿舍为同学们解答疑难。这些感人的情景至今依然历历在目。”

    爱上计算机科学，潜心钻研

    林惠民说：“现在看来，福大数学系77级开设软件专业，是一个非常大胆、前瞻的决策。当时软件方面的很多专业课程还缺乏师资，我们开学后系里才派出教师到中国科学院计算所等处进修。”

    在那个电脑刚兴起的年代，专业学习上，林惠民面临很大的困难。“全校只有一台小计算机，还经常坏。”但是，对林惠民来说，“文革十年，国家看不到希望，家庭看不到希望，个人看不到希望。改革开放、恢复高考，就像穿透乌云的第一缕阳光，给我们带来了光明。十年之后，终于考上大学，脑子里除了学习，还是学习。”因为这股劲头，大学四年的时光成了林惠民最难忘的回忆。

    大学期间，林惠民养成了很好的自学习惯。大一、大二每周18个课时，大三、大四每周14个学时，专业课开设有限，大部分课余时间泡在图书馆，不明白的地方就和同学讨论。对比现在的学生，一周20多个学时的课程，林惠民担心学生“跟着老师走的太多，自己思考解决问题的时间都没有”。

    大学毕业后，林惠民留在福州大学任教。两年后因为发展需要，他直接来到中科院软件所读博士（有论文发表可以跨过硕士直接考博士）。即使是在读博期间，也不同于现在学生的提前规划人生，早早认定专业方向，林惠民对软件领域的喜爱是在慢慢接触中培养的，而且他从未想过要换。“我觉得这个专业挺好，我越接触越喜欢，没什么需要我做改变的。”

    如今，他认为，这段逐渐爱上软件专业的经历，培养了他耐得住寂寞，沉得下心钻研的科研态度。

    在中科院软件所博士毕业后，1986年9月—1987年12月，林惠民前往英国爱丁堡大学计算机科学基础实验室从事博士后研究。起因仅仅是爱丁堡大学的一个教授来中科院做讲座，报告过程中林惠民向教授提问、交流，“我对他很感兴趣，他对我也很感兴趣。我的博士论文跟教授研究的方向契合，本科期间我还就这个方向发表过论文，他邀请我毕业后一定去爱丁堡”。

    当时爱丁堡大学计算机科学基础实验研究室是世界上最好的计算机基础研究室之一，闻名业界的三位教授都在那里，其中一位后来获得了图灵奖。这样好的科研环境，吸引着全世界各地的年轻学者，也深深影响着林惠民，“我真正看到了这个领域最好、最强的，我博士论文研究的方向就是他们开拓出来的。相比之下，我们的基础就差很多，那里用到的一些数学工具，如λ-演算，我们国内没有”。

    因为差很多，林惠民遇到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他们讲的一些东西我听不懂，必须重新学。”当时林惠民的心情相当复杂，“第一，我有做下去的冲动，有一股很大的力量推着我往上走，那是学科发展到最快的阶段自身激发出的活力。第二，我明白自己确实有很多东西需要学习。第三，我也感到有自信，这些科学家是聪明人但并不是超人，他们的思维和创新背后有一个强大的逻辑，他们能做到的，我也能做到。”

    在这样的信念驱动下，1990年到1993年，林惠民再次前往英国，到Sussex大学从事并发理论及形式化方法的研究。

    成果丰硕，他是受学生爱戴的好老师

    林惠民长期从事并发理论及形式化方法的研究。他提炼出一个可以描述各种进程演算公理语义的元语言，在此基础上，他设计并实现了世界上第一个通用的进程代数验证工具PAM。之后，林惠民与Hennessy教授合作，提出“符号互模拟理论”，在消息传送进程研究中取得突破性进展。在此基础上，林惠民对PAM加以扩充，研制成迄今世界上唯一能对付消息传送进程的验证工具VPAM。用“符号互模拟理论”，林惠民还解决了图灵奖获得者Milner教授与其合作者提出的π-演算的有穷公理化问题。

    这些成果已为国际同行在公开发表的文献中所广泛引用。林惠民认为：“当时几个地方都在做进程代数的验证工具。别人都是面向某个具体的进程代数理论做一个工具，我试图只做一个工具，能够适用于不同的理论，这就需要提供一个元语言。我们运气好，先做出来了，大家看了都高兴。π演算的公理化是另外一个问题，用符号互模拟理论恰好能解决它，比其他方法好用，这看起来像个意外。应该是我们对符号互模拟这个工具耍得熟了，拿起来就知道应该往哪儿用，就像拿着水果刀就知道去削皮一样。”

    基于自己的科研成长经验，林惠民不仅鼓励自己的学生也出国去看一看，感受不同的学术传统，他也欢迎国外的学生来他的实验室交流。现在，软件所计算机科学国家重点实验室的国际化环境就很好，有好几个科研人员和学生来自国外，林惠民自己就有一个丹麦的联合培养硕士生。

    1999年，林惠民被评为“国家级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同年11月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这些人生预期之外的荣誉，是多年努力后的自然沉淀，也让林惠民更明白“身居其位，就要尽量把工作做好”。身为中国科学院大学的博导、岗位教授，近些年，林惠民把更多的时间和精力用在了指导学生科研和教授课程上。

    他从不要求学生几点来工作，几点走。“我读书时也没被这么要求过，每个人生活节奏不同，宽松点挺好，要想知道学生的学习和工作状况，跟他交谈就行了。”林惠民说，“我很喜欢和学生相处，我年纪大了，不能记住每一个学生，但我觉得他们对这门课感兴趣，讲的时候就非常注意学生的表情和反馈。希望不仅传授知识，还能传授给他们做学问的方法。”

    林惠民的课堂是非常受欢迎的，院士光环之外，学生感受更多的是他的渊博知识与亲和力。

    学生李昕元说：“我很喜欢上林院士的课，他有很多精彩的观点，跟大家互动也多，课间去向他提问，他都会很耐心地解答。”

    另一位学生贺雨晴说：“林老师非常认真负责，有一次我请林老师将他改过的课件上传到课程网站上，然后我下载后，却发现还是原来没有改过的。之后，我去问林老师，林老师竟然记得我，说上周也是我问的他，然后他告诉我已经将改过的课件上传上去。下课后，我一看还真的是改过的。”

    林惠民在讲座上谈起自己的学习经验：“小学的数学（那时叫“算术”）培养了我的分步骤解题能力，中学的代数、几何训练了我思维的严谨性。我把编程看作是一个事情的两个方面：一是用算法思想把复杂的问题分解成机械的步骤；二是有严谨的思路，分解完以后最后能解对。我觉得同学们编程序时，把自己尽量变得傻瓜一点儿，跟计算机一样傻，你就能编好了。”

    林惠民常年在北京工作，但几乎每年林惠民都会赶回福州过年。他是个珍惜情谊的人，现在北京还会自己做家乡菜——萝卜年糕。“我30岁上大学，毕业后留校当2年老师，36岁才离开福州，那里是我的根啊！”（综合自中国科学院大学微信公众号、中国科学报、海峡教育报、福州新闻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