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18年召开的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党中央、国务院决定，授予于敏等100名同志改革先锋称号，颁授改革先锋奖章。

    于敏，1926年8月16日出生于天津宁河，著名核物理学家，“两弹一星”元勋，1980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 2014年度国家最高科技奖获得者。他在中国氢弹原理突破中起了关键作用，还是中国核武器小型化突破中的主要负责人，我国中子弹突破的主要领导人和参与者，惯性约束聚变和X光激光领域理论研究的开拓者。他1982年获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并获得1985年度、1987年度和1989年度的国家科技进步奖特等奖。

    2019年1月16日，于敏在京去世，享年93岁。

    于敏生前接受采访时曾谈及自己对座右铭“淡泊以明志，宁静以致远”的理解：“我觉得作为一个科研人员，淡泊名利就是自己完全遵守科学的规律，科学的态度，不会被物欲所惑，外面有什么物欲，不要被它所迷惑，不为权势所屈。”他说，人的名字早晚是要没有的，能把微薄的力量融入祖国强盛之中，人生足矣。

    “男儿何不带吴钩，收取关山五十州”

    于敏青少年时代历经军阀混战和抗日战争，在战乱中度过。在那个自视为“亡国奴”的屈辱年代里，于敏看到的是岳飞《满江红·登黄鹤楼有感》里“兵安在？膏锋锷。民安在？填沟壑”的国殇。

    兵火轰隆的日子里，于敏喜欢读唐诗宋词和历史演义。他崇拜诸葛亮运筹帷幄、决战千里之外的智慧，向往其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精神，倾慕岳飞和杨家将的精忠报国以及文天祥的威武不屈和凛然正气。他把为国纾困的希望寄托在这些人物身上。

    于敏意识到自己内向好静思，不喜交际，喜欢动脑不喜欢动手，这样的自己适合学习科学。因此，当朗诵起李贺的“男儿何不带吴钩，收取关山五十州”时，于敏想到，他的“吴钩”就是科学，他要用科学收取“关山五十州”。

    1941年，于敏进入天津木斋中学读高中，因成绩优异被推荐转学至耀华中学读高三。1944年，他以学校历年之冠的成绩从天津耀华中学毕业。

    1945年高中毕业后，于敏考取北京大学工学院电机系。沉静好思的性格使他更倾心于理科，他喜欢并选修了理论物理，并最终弃工从理，转至理学院物理系。

    在物理系，于敏的学号1234013常年排在成绩排行榜的第一名，成为众所周知的“明星学号”。

    他甚至还干过跨专业“秒杀”的事儿：在选修数学系的近世代数课时，一次考试，老师张禾瑞出题很难，数学系成绩最好的学生只拿了60分，于敏这个物理系学生却得了100分。1949年，于敏以物理系第一名的成绩成为新中国成立时北大第一届毕业生，随后又继续读研，先后师从张宗燧和胡宁两位先生。

    1951年研究生毕业后，于敏被我国核物理学家彭桓武和钱三强器重，调入近代物理研究所工作，从事原子核理论研究。他被分在彭桓武领导的原子核理论研究组，组里还有朱洪元、邓稼先、黄祖洽、金星南、程开甲等共8个人。

    当时，国内没人懂原子核理论，于敏的研究对于中国来说是一项开创性的工作。他很快就掌握了国际原子核物理的发展情况和研究焦点，对原子核物理知其然并知其所以然，站在了国际前沿。

    20世纪50年代，基本粒子研究尚无大进展，于敏在平均场独立粒子运动方面发表了《关于重原子核的壳结构理论》《关于原子核独立粒子结构的力学基础》等颇有分量的论文。于敏还与杨立铭教授合著我国第一部原子核理论专著《原子核理论讲义》。彭桓武称赞于敏是“国际上一流的”核物理学家。

    1955年，以朝永振一郎（后因量子力学研究获诺贝尔物理学奖）为团长的日本原子核物理和场论方面的代表团访华，对于敏的才华和研究成果大为惊叹，回日本后发表文章，称于敏为中国的“国产土专家一号”。

    与同时期从事核武器研制的大多数同仁不同，于敏不曾出国留学或进修。王淦昌曾留学德国，邓稼先和朱光亚曾留学美国，郭永怀曾留学加拿大和美国，彭桓武和程开甲曾留学英国。

    于敏那时却不曾踏出国门一步，他对此有些许遗憾。“如果生在现在，重新上大学，我当然会留学。”他说，“土专家”不足为法，科学需要开放交流和广阔视野，但留学后须“回国再给国家做点事儿”，而且“不要到老了才回来，落叶归根只能起点肥料作用，应该开花结果的时候回来”。

    30余年后，当自己唯一的博士研究生蓝可即将毕业时，于敏并没要求她留在身边做研究。“于老师希望我出国留学，完成他的‘留学梦’。”蓝可说。

    “但是，他还是一如既往地强调献身祖国。”蓝可说，“于老师建议我出国两年，开过眼界后就回国作贡献。”

    大音希声，为国转身默默研究氢弹理论

    1960年12月，我国作出部署，由核武器研究院集中攻关，突破原子弹，同时，原子能研究所先行一步对氢弹作理论探索。

    就在于敏带着他的原子核理论研究小组，眼看要在基本粒子研究中做出重大成果的关键时刻，1961年1月的一次谈话，让他的人生从此转向。

    曾与于敏一起共事过的中国工程院院士杜祥琬看来，对一个刚刚崭露头角的青年科学家来说，这次转身意味着巨大牺牲，核武器研制集体性强，需要隐姓埋名常年奔波。

    尽管如此，于敏还是接受了任务，从此，于敏的名字“隐形”长达28年。惊天的事业沉默的人生，这句话浓缩了于敏与核武器研制相伴的一生。他的夫人孙玉芹甚至都不知道他在做什么工作，20多年后才恍然，“没想到老于是搞这么高级的秘密工作”。

     “这次改变决定了我的一生。”于敏说，“我们国家没有自己的核力量，就不能有真正的独立。面对这样庞大的题目，我不能有另一种选择。能把微薄的力量融进祖国的强盛之中，便足以自慰了。”

    自此，于敏走上了氢弹等核武器研制的道路，他愿“了却君王天下事”，但并不为了“赢得身前身后名”。

    在4年的氢弹预研中，于敏和黄祖洽、何祚庥一起领导轻核理论组，做了大量工作，探讨了氢弹中的多种物理过程和可能结构。

    1965年，于敏调入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与我国核武器研究主战场汇合。邓稼先、周光召、于敏、黄祖洽等部主任，带领各研究室人员分别攻关夺隘，力图突破氢弹构造原理。

    同年9月，作为理论部业务领导，于敏带队去上海出差，利用上海华东计算所每秒5万次的J501计算机，抓紧计算了一批模型。3个月时间里，于敏带领科研队伍群策群力，实现了氢弹原理的突破，这是我国核武器研究史上著名的“百日会战”。

    回忆起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参加过会战的北京应用物理与计算数学研究所研究员蔡少辉说：“最开始一批模型的计算结果，热核材料没有充分燃烧，我们认为是正常的。但老于说，要做就不能敷衍了事，一定要做到最好。”

    睡铁床，铺稻草，守着吐出大卷大卷纸带的老式计算机，在那100多天里，于敏的大脑一直像计算机一样高速运转，终于带领科技人员算出新的模型，牵住了氢弹的“牛鼻子”。

    于敏当即给北京的邓稼先打了一个耐人寻味的电话：“我们几个人去打了一次猎，打上了一只松鼠。”邓稼先秒懂：“你们美美地吃了一餐野味？”“不，现在还不能把它煮熟，要留作标本。但我们有新奇的发现，它身体结构特别，需要做进一步的解剖研究，可是我们人手不够。”“好，我立即赶到你那里去。”

    这样的隐语，是为了保密。在为打造国之重器而隐姓埋名的岁月里，他需要承受很多不能言说的痛苦。

    女儿于元一直清晰地记得，幼时父亲工作繁忙，从未辅导过自己的功课。甚至一有同事来访，自己和弟弟就被赶出屋去。“有一次父亲跟一个单位的叔叔聊天，我去门边偷听，听到他们说起‘肉’，还挺馋，却被妈妈噌地一下拉出来。后来我才知道，他们谈的不是‘肉’，是拉丁字母ρ，代表密度”。

    1966年12月28日，氢弹原理试验成功；1967年6月17日上午7时，空军徐克江机组驾驶着72号轰炸机，进行氢弹空投试验。当日，新华社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国的第一颗氢弹在中国的西部地区上空爆炸成功。

    从突破原子弹到突破氢弹，中国的速度创下世界之最：美国用了7年零3个月，前苏联用了6年零3个月，英国用了4年零7个月，法国用了8年零6个月，中国用了2年零8个月。爆炸威力和于敏计算的结果完全一致。

    大音希声，数十年秘密奉献的隐士生涯，让于敏面对外人时，养成了谨慎少言的习惯，他不喜欢接受采访，也不认可曾被记者冠予的“中国氢弹之父”名头，总说那些成绩都是团队的贡献，是集体的荣誉。

    运筹帷幄，为国争取10年的热核试验时间

    爆炸成功后，氢弹须根据实战需要进行武器化并装备部队。于敏接着对氢弹的小型化、提高比威力和核武器生存能力、降低过早“点火”几率等作了优化设计，并定型为我国第一代核武器装备部队。

    20世纪80年代，在原子弹、氢弹等技术相继突破后，彭桓武、邓稼先、周光召、黄祖洽、秦元勋等曾经共同奋战在核武器研制一线的骨干相继离开九院。

    于敏也想过离开，但“估计自己走不了”。他知道，第一代热核武器虽然解决了有无问题，但性能还需提高，必须发展第二代核武器。于是，他留了下来，突破第二代核武器技术和中子弹技术。

    在那些日子，于敏会常常想起诸葛亮，矢志不渝，六出祁山。

    1984年冬天，于敏在西北高原试验场进行核武器试验。他已记不清自己是第几次站在这严寒的高原上了，他曾在这片试验场休克昏倒，他还记得多年前自己曾在这黄沙大漠中大声吟诵“不破楼兰终不还”。

    1986年，于敏对世界核武器发展趋势作了深刻分析，认为美国核战斗部的设计水平已接近极限，再多做核试验，其性能不会有很大提高。为了保持自己的核优势，限制别人发展，他们很可能会加快核裁军谈判进程，全面禁止核试验。倘若那时中国该做的热核试验还没做，该掌握的数据还未得到，核武器事业可能功亏一篑。

    于敏向邓稼先表达了自己的忧虑，邓稼先也有同感。于敏建议上书中央。于是，由于敏起草，邓稼先修改，胡思得执笔，向中央递交报告，希望加快热核试验进程。

    后面发生的事果然如于敏所料。1992年，美国提出进行全面禁止核试验的谈判。1996年，全面禁核试条约签署。那次上书为中国争取了10年的热核试验时间。

    针对禁核试，于敏提出了以精密实验室实验等几个方面支撑禁核试后武器研究的设想，该建议后被采纳并演化为中国核武器事业发展的四大支柱。

    于敏的谋略，“折”掉了美国的阴谋。因此，于敏又被视为我国核武器事业发展的战略家，从某种程度上看，他甚至做到了像诸葛亮那样，运筹帷幄，料事如神。

    兵者，国之重器，不可轻易示人也。如不得已而用之，应藏于九地之下，应动于九天之上。

    名藏九地之下，声动九天之上。这正是像于敏那样为国为民无私奉献的一大批核武研究者们的写照。（综合自光明日报、南方都市报、经济日报、新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