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稼先（1924—1986），九三学社社员，中国科学院院士，著名核物理学家，中国核武器研制工作的开拓者和奠基者，为中国核武器、原子武器的研发做出了重要贡献。

    邓稼先1982年获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1985年获两项国家科技进步奖特等奖，1986年获全国劳动模范称号，1987年和1989年各获一项国家科技进步奖特等奖；1999年被追授“两弹一星功勋奖章”。由于他对中国核科学事业做出了伟大贡献，被称为“两弹元勋”。

    邓稼先于1986年7月29日在北京不幸逝世，终年62岁。临终前，邓稼先说：“永不后悔，死而无憾。”

    心怀家国，励志科技报国

    邓稼先1924年出生于安徽怀宁县一个书香门第的家庭，父亲邓以蛰当时是北京医科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校哲学系教授。学贯中西的邓父，让子女们在上小学时就开始读四书五经，同时还要读世界名著，学习英文、数学。

    邓稼先少年时光生活在国难深重的年代。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的枪声响起，22天后，北平沦陷了。日本侵略者召开了“庆功会”。时年13岁的邓稼先无法忍受这种屈辱，当众把一面日本国旗撕得粉碎，并扔在地上踩了几脚。这件事发生后，邓父的一个好友劝他说，此事早晚会被人告发，你还是尽早让孩子离开北平吧。无奈之下，邓以蛰让邓稼先的大姐带着他南下昆明，那里有南迁的清华和北大教授，还有众多的老朋友。临走前，父亲对他说：“稼儿，以后你一定要学科学，不要学文，科学对国家有用。”邓以蛰凭自己的经验寄希望于邓稼先，但这句话在邓稼先的脑海里留下了深深的印象。

    1940年春夏之交，不满16岁的邓稼先跟随年长10岁的大姐取道海路经上海、香港、海防（越南）前往昆明。在经过数个月的辗转迁徙与多方周折到达昆明后，大姐在一家工厂找到工作，不久便遵照父亲的旨意，送稼先去四川江津由四叔邓委宣担任校长的国立第九中学念完高中。

    1941年夏，邓稼先从国立九中毕业，考入西南联大物理系。西南联大成立于抗战极端困难时期，由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南开大学三校合并而成，西南联大的物理系，更是汇集了众多知名专家和教授：吴有训、周培源、赵忠尧等著名物理学家。而杨振宁、李政道、朱光亚等也都在西南联大物理系学习。

    西南联大的生活条件艰苦，尽管如此，邓稼先仍然刻苦学习，以优异的成绩圆满完成了大学四年的学业。在联大物理系的学习经历，对于日后邓稼先担当我国核武器事业拓荒重任起到了重要和深远的影响。

    从联大毕业后，邓稼先在昆明的培文中学与文正中学教了一年数学。在昆明他还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的外围组织“民青”，投身于争取民主、反对国民党统治的斗争。

    1946年秋，邓稼先回到已阔别6年的北平，他被聘为北京大学物理系的助教，并在学生运动中担任北京大学教职工联合会主席。

    邓稼先在北京大学教学，他想的是，要到科学水平更高的美国去，学习更先进的知识，掌握更先进的知识后，报效祖国。抱着学更多的本领以建设新中国之志，1948年夏，邓稼先考取留美研究生，赴美国印第安纳州的普渡大学深造。1950年6月下旬，留美科协在芝加哥城北的邓肯湖畔举行年会，主要议题自然是围绕着新生的祖国。邓稼先与另外100多位各分会的代表一起，尽情抒发对新中国的憧憬、向往，畅谈自己的宏愿、抱负。尽管远隔千山万水，可大家纷纷向祖国母亲敞开了火热的胸怀。从邓肯湖畔回到普渡校园，邓稼先即开始写作博士论文。仅用了1个多月的时间，他便写成题为《氘核的光致蜕变》的学位论文。8月15日，论文答辩顺利通过，他领到博士学位证书。此时邓稼先只有26岁，人称“娃娃博士”。

    邓稼先的成就，进入美国政府的视线，他们打算用更好的科研条件、生活条件把他留在美国，他的老师也希望他留在美国，同校好友也挽留他，但邓稼先婉言谢绝了。1950年8月29日，即邓稼先获得博士学位后的第9天，他便冲破层层阻挠，和另外190多名中国留学生及学者一道，乘“威尔逊总统号”轮船辗转回国，邓稼先回来了！

    勇挑重担，破解“两弹”奥秘

    1950年10月，26岁的邓稼先进入新成立的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从事原子核理论的研究，任助理研究员。

    1955年1月15日，毛泽东主席在中南海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著名地质学家李四光、著名核物理学家钱三强及地质部副部长刘杰，到会就我国当时的核科学研究状况、铀矿资源以及核反应堆、原子弹原理等方面的问题作了专门汇报。

    在这次会议上，原子能事业被排上新中国建设的时间表。1956年4月25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主席在题为《论十大关系》的讲话中明确指出:“我们不但要有更多的飞机和大炮，而且还要有原子弹。在今天的世界上，我们要不受人家欺负，就不能没有这个东西。” 

    1958年8月的一天，当时担任第二机械工业部副部长和原子能研究所所长的钱三强教授找到邓稼先，告诉他我们国家要放一个“大炮仗”，想请他参加这项工作。虽然钱副部长用的是隐语，但是敏感的邓稼先立刻明白了是怎么回事，他的脑子飞快地转动着：原子弹、氢弹、核武器……他不禁激动万分，五内沸然，党把这么重大、机密的任务交给他，说明了对他的无限信任，是无尚的光荣。

    当晚，他通宵未眠。虽然因为有保密的规定而不能直说，可他还是按捺不住向妻子婉转地吐露了自己的心声：“我要调动工作了，以后家里的事我就不能管了。”“我的生命就献给未来的工作了，做好了这件事，我这一生就过得很有意义，就是为它死了也值得!”第二天，邓稼先就被调入二机部刚刚成立的核武器研究所，担任理论部主任，负责领导核武器研制的理论设计工作。从这一天起，他从近代物理研究所“消失”了，他的名字也不再出现于公开场合和公开出版物上，直到漫长的28年之后。

    此时，他刚刚年满34岁。

    “得令”之后的第一件事是“调兵遣将”。邓稼先用了数个月时间，从北京和全国各地名牌大学中挑选了二三十名优秀毕业生，组成了一个年轻旺盛的战斗集体。在京城北郊的一片高粱地里，他们迫不及待地跟建筑工人一起投入兴建核武器研究所的基建劳动，为中国的第一颗原子弹编织摇篮。

    最初的计划是向苏联专家学习，走仿制的道路。1959年6月，苏联政府背信弃义，撕毁全部协议，撤走全部专家，那颗原子弹教学模型和据说有一车皮之多的俄文资料也永远不会来了。当时任二机部副部长的刘杰找来了邓稼先，神色严峻地告诉他：“你要有个思想准备，原子弹理论设计得靠自己干了。”

    中央下定决心自力更生，发愤图强。原子弹研制，就定名为“596”工程，意思是要从1959年6月苏联政府撕毁协定之日起，走上独立研制的道路。

    邓稼先凭着自己的学识与悟性，经过一段时间的摸索，果断地确定从中子物理、流体力学和高温高压下的物质性质这3个方面去探索原子弹理论设计的奥秘。后来的实践证明，把这3个方面作为主攻方向是非常正确的，它避免了大量盲目的探索，大大地节省了时间与精力，它是以后研制工作进展顺利的极为重要的保证。可以说它是我国原子弹理论设计工作中的一个里程碑，也是邓稼先在原子弹研制工作中的最重要贡献。

    1960年春，他们开始寻找一个非常关键的参数，也是一个高度机密的参数，任何国家都对它保密。以前曾请教过一位苏联专家，他随口说了一个数值，为了加以验证，邓稼先他们先后进行了多次计算，费时近1年。然而9次运算的结果，都与苏联专家所提供的数据大相径庭，究竟孰是孰非？一时似乎难以找到明确的答案。为了研究工作的进一步深入，中央决定调第一流的科学家前来支援，全国都向原子弹研制工作开绿灯。著名物理学家王淦昌、彭桓武、郭永怀前来助阵，邓稼先感到非常振奋，他崇敬地称他们3人为“三尊大菩萨”。同时，大批优秀的中、青年科技工作者及熟练工人迅速地补充到研制队伍中来，他们不仅业务好，思想也好，政治上可靠。邓稼先曾夸他们是：“个顶个地棒!”这些强有力的措施，推动了研究工作更好地向前发展。经过进一步的验证，表明：邓稼先他们9次计算所得出的结果是正确的，而苏联专家所说的数据是错的。

    1961年夏，中央要求加快原子弹研制的速度，争取不迟于1963年把初步设计方案拿出来。工作达到极限，白天不够用，晚上挑灯夜战；一周6天干不完，连星期天也搭上。每一周都要开讨论会，不论是著名科学家，还是初出茅庐的小青年，都各抒己见，畅所欲言，有时还争得面红耳赤。一个个假想、猜测在争论中形成，他们造出一系列在文献上找不到的公式，列出许多异常复杂的方程组。而要解这些问题，同样远非易事。著名数学家华罗庚称他们所计算的对象是“集世界数学难题之大成”。尽管国家已把当时唯一的大型计算机安排给他们使用，可他们手里同时还使用着落后的手摇计算机、计算尺，甚至还有古老的算盘。

    邓稼先和大家一起，不分昼夜地捕捉着原子弹的踪迹。困了，趴在床上打个盹，接着再算。有一次他伏在办公桌上睡着了，一米八的大个头，重心不稳，一下子摔在地上，可他竟没有醒，反而越睡越香。还有一次，他指导青年人写理论计算报告，讲完之后，他自己却站着睡着了。

    他全面掌握着中子物理、流体力学和高温高压下的物质性质3个组的研究工作，又亲自领导其中的第三组，主持“高温高压下物质状态方程”的研究。当时，由于保密的原因，国外从不发表有关核材料的状态方程。而国内当时的条件，也无法去模拟出一个像原子弹爆炸那个瞬间的高温高压状态。邓稼先领导4个年轻人，绞尽脑汁，夜以继日地进行研究、推算。他指导科研人员先从已发表的其它金属材料的状态方程中，推出低压区铀的状态方程。继而创造出一套独具特色的外推法，由此求出高温高压下核材料的状态方程，并巧妙地与低压状态的方程连接，得出相当大区域内完整的状态方程，满足了理论设计的要求。在没有任何实验条件的情况下，推算出高温高压下核材料的状态方程，是邓稼先在原子弹攻关过程中科研上的重大贡献之一。

    接着，中子运输、流体力学问题，一个个谜团相继被解开，开启原子弹奥秘之锁的钥匙终于找到了。

    1962年9月，第一颗原子弹的理论方案诞生。1963年，原子弹总体计划完成，39岁的邓稼先在上面庄重地签上自己的姓名。

    红云升空，“两弹”震撼世界

    1964年10月16日，新疆罗布泊的戈壁荒漠上，120米高的铁塔托举着中国的第一颗原子弹，巍然矗立，从70公里以外的屏机场用肉眼便清晰可见。下午3时整，随着启爆零时的到来 一道强光闪过，一个巨大的火球腾空而起，直冲云天，好像升起半个太阳。数秒钟后，一声天崩地裂般的惊雷震撼长空，气浪奔涌，排山倒海，令人心魄悸动……

    成功了！邓稼先与战友们像一股潮水似地涌出地下室，立刻响起如雷的欢呼声。大家激动、兴奋地相互拥抱、跳舞，有的人甚至在地上打滚。邓稼先头戴护目镜，眼望那朵倚天接地、壮观无比的蘑菇云，流下了幸福的热泪。

    当天，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庄严而又兴奋地宣告：

    1964年10月16日下午3时，中国成功地在西部大沙漠上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核大国对中国实行核垄断、核讹诈的历史从此结束了!中国试验核武器是为了消灭核武器，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中国都不会首先使用核武器……

    整个世界被震撼了!

    1963年9月第一颗原子弹总体计划完成并上交中央专委后，中共中央立即指示邓稼先所领导的理论部，集中全部精力，投入氢弹的研制工作。

    氢弹，又称热核弹，它爆炸时所需的高温 (高达1000万度)由原子弹的爆炸来提供，氢弹的威力则远远超过原子弹。1945年美国爆炸的第一颗原子弹的威力相当于2万吨TNT炸药，而1952年它试爆的第一颗氢弹的威力，则相当于1000万吨TNT。一颗氢弹是足以毁灭一座城市。

    和原子弹攻关的情形一样，研制人员进行民主讨论，群策群力。经过充分的酝酿与热烈的研讨，大家提出了好几种方案，邓稼先从中归纳出3个方案，由3位副主任带领，兵分3路进行计算。

    1965年夏，于敏副主任带领一个小组奔赴位于上海郊区嘉定的中科院华东计算所，利用那儿的一台大型计算机进行计算。经过两个月的苦战，终于有了苗头。于敏立即拨通长途电话，用隐语将这一喜讯告诉邓稼先。邓稼先第二天就带人由青海经北京飞往上海。他们和于敏小组又干了1个月，通宵达旦地计算、分析、讨论，终于找到突破氢弹的方案。

    1965年冬，氢弹的理论设计进入最后阶段。邓稼先组织大家反复分析技术难点，寻求解决的途径。他经常在计算机房工作，晚上，或在机房的地板上和衣而卧，稍事休息；或干脆彻夜不眠，跟几位副主任一起突击、苦战。终于，一套经过充分论证的氢弹方案形成了。这就是后来外国人所称的“邓-于方案”。

    1965年底，中央批准了氢弹研制方案。

    1966年5月9日，第一次有热核材料的核试验成功。

    1966年12月28日，验证氢弹原理的核试验成功。

    以周恩来为组长的中央专委决定，按此理论方案，直接进行全当量的氢弹试验。

    然而就在此刻，一个意想不到的巨大干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了。邓稼先的妻子许鹿希，一个有着强烈事业心、有成就的神经解剖学专家，同时又是一位勤勤恳恳的党的基层干部，被造反派戴上“黑线人物”的帽子，人被揪斗，家被抄，两个孩子没人管……核武器研究设计院里，也是“山雨欲来风满楼”“树欲静而风不止”，成立了好几个“革命群众组织”，一些领导和老专家受到批判、打击，甚至一些有关核武器研制的重要机密也成为墙头“大字报”的内容。

    此刻，邓稼先的心中只有氢弹。他实在没有精力顾及家中的变故，然而面对研究院中几派群众日益分裂，研制工作受到冲击的状况，他感到焦急万分。现在可正是最关键的时候，而且据说法国人也在加紧研制氢弹。邓稼先怀着一片赤诚之心，一腔热血，到群众中去进行反复说服、劝解，并召开动员大会。终于，在“抢在法国人之前造出氢弹”的口号感召下，邓稼先把陷于派性斗争的研制人员又统一到一起。有的人上午还是唇枪舌剑的一对冤家，下午便同操一部计算机算开了，有些老工人、专家被打成“现行反革命”“黑帮”等等，并被关了起来，邓稼先想方设法把他们“营救”出来，让他们又回到原来的工作岗位。就这样，研制人员暂时放弃了派别之间的矛盾与成见，平心静气、紧张协调地讨论、研究、计算，为氢弹研制作最后的冲刺。

    1967年6月17日，我国第一颗氢弹空爆成功。世界又一次被震撼了。英国《泰晤士报》记者惊呼：中国的氢弹爆炸“推翻了美国军事计划的时间表”。《每日快报》则称：“这使美国和俄国人都感到狼狈。” 物理学家杨振宁对此曾说，原子弹与氢弹爆炸成功的日子，“是中华民族完全摆脱任人宰割时代的新生日子！”

    从原子弹到氢弹，美国用了7年零4个月的时间，苏联人用了4年，英国人用了4年零7个月，法国人用了8年零6个月；而当时经济技术条件还十分落后的中国，却仅仅用了2年零8个月。

    鞠躬尽瘁，生命最后仍不忘祖国国防事业

    在我国已经进行的前32次核试验中，邓稼先亲自参加和组织指挥的有15次。人们都称他为“福将”，因为凡他主持的重大决策，均无一失误。只要到了试验现场，无论哪个环节出了问题，无论是否需要他亲自出马，无论是不是他的责任，他都感到义不容辞。

    他只想着要弄清疑点，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尽量避免可怕的祸患。1979年的一次核试验中，出现了一个偶然事故。为了查明出事地点与事故原因，先派出100多名防化兵前去搜寻，但始终没有找到。考虑到事故可能产生的后果，邓稼先决定亲自去找。在场的同志们都反对他去，基地的司令员也出来阻挡，说：“老邓，你不能去，你的命比我的值钱!”但是邓稼先没有听从战友们好心的劝阻，他决定立即上车。车开到事故地区的边缘，邓稼先要汽车停下来，他自己下车独自前往危险区查寻。他对坚持要与自己同行的一位副部长和司机大声喊道：“你们站住!你们进去也没有用，没有必要!”事故终于查清了，事先推测的、出现严重后果的可能性也排除了，可邓稼先自己却遭受到难以数计的放射性钚辐射的伤害。几天以后，邓稼先回到北京住进医院作检查，结果表明，他的尿液里有很强的放射性，白血球内染色体已经呈粉末状，白血球的功能不好，肝脏也受损。几乎所有的化验指标都是不正常的。

    1985年，邓稼先被诊断为直肠癌，第二年就病入膏肓，但他仍不忘祖国的国防事业。

    1986年3月，他预感到生命给自己留下的日子不多了。在医院，他不止一次地对许鹿希说：“我有两件事必须做完，那一份建议书和那一本书。”他翻着堆在床头桌上的两尺多高的书籍和资料，想到什么问题马上就给九院领导打电话。

    从住院到逝世的363天，邓稼先在病房工作了333天，完成20多万字的《群论》和《建议》。专著《群论》是由当年邓稼先为新进九院的科技工作者辅导授课的“群论基本概念与理论”讲义整理而成。他本打算写40多万字，直到生命的最后一个月，病痛的折磨使他不得不停下笔来。写《建议》时，他开始做化疗，向血管内点滴药水，一次治疗要好几个小时，他只能躺着或靠着，边做治疗边看材料。坐在身旁的许鹿希不断轻轻地给他擦拭满头的虚汗。他和同志们反复商讨，并由邓稼先和于敏二人在1986年4月联合署名，写成一份给中央的关于我国核武器发展的极为重要的建议书。

    邓稼先在临终前，曾留下三句话。第一句是对妻子说的，“苦了你了”；第二句是对自己说的，“永不后悔、死而无憾”。他为国辛劳一生从未后悔；最后一句则是对后人的一份嘱托：“不要让人家把我们落得太远……”（综合自中国军网、共产党员网、人民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