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这一生很圆满。兵农工商都实现，尤以当兵、惠农更光彩。报效祖国，献身使命，崇尚荣誉无汗颜。”——任元才

    任元才，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获得者、农业部成都沼气科学研究所高级工程师，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被誉为“中国沼气之父”。

    2018年10月5日下午，任元才逝世，享年85岁。

    为沼气研究和推广奔走半生，获最高沼气奖

    任元才在退休前是农业部成都沼气科研所高级工程师、综合处长，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的沼气专家。在业界被称为“中国（农用）沼气池之父”“沼气友谊大使”，并四次获得国家级奖励、八次获得省级荣誉奖励。

    1952年5月，从中国人民解放军11军33师98团宣传队转业后，任元才被保送至建工部重庆建校，系统学习建筑知识。毕业后，他以专业技术人才的身份进入四川建筑科研所，专门进行农业沼气方向的研究。1967年，四川建筑科研所成立沼气建池研究小组，学建筑的他任组长，率研究小组在沼池方面取得极大成就。

    在1978年的全国科学大会上，他参与的“农村沼气建池技术”获得科技进步二等奖，“农村沼气池建池技术课题组”更是获得包括局、市、省、全国科学大会在内的多项殊荣。“当时还得了1978年度先进集体奖状，是那时候全国沼气行业中获得的第一个国家级大奖与改革开放元年的最高沼气奖。”任元才说。

    后来，成都又成立沼气科研所，任元才在此从事沼气研究和推广。在随后的十几年里，沼气科研不断进步和出现新成绩，成都沼气科研所和任元才个人，都数度获得农业部、省人事厅等单位的表彰。

    任元才前半生在全国各地奔走，大力修建农村户用沼气池，辅导了上万名农村沼气技术员，主持省、部级科研课题8项，国家级“七五”攻关课题2项。沼气科研所科研处处长张敏表示，1984年任元才作为第一完成人，编写了《农村家用水压式沼气池标准图集》，无偿向全国各地推广，在当时，全国范围内约有1000万口沼气池按此标准修建。也因此，任元才获得1989年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奖。

    生活上“抠门”，但做起好事来又特别大方

    任元才的老伴汤瑞华说：“啥都留着，不准扔，把家里填得满满的。” “一起生活了60年，他最大的毛病就是‘节俭’，特别‘抠’。但做起好事，帮起人来又特别大方。”

    任元才幼时家境清苦，从小便养成节俭的习惯，许多东西都舍不得丢掉，而是陆续捐款给社会各界。任元才说，帮助别人本来就是在自己能力范围所该做的事，这样才对得起国家社会的培养。

    1980年8月，中、德、印三国找齐专家赴印度开展三国互动巡回交流考察学术活动，中国代表6人中就有任元才。20天的巡回考察时间里，任元才一边认真记录、学习他国经验，一边保持节俭的生活习惯。回国后，他做了一件让农业部外事司都通报表扬的事，“当时德方给每个人发放费用2500多美元，我都存下来了，然后回来全交给国家了。”任元才说，他这辈子时刻都谨记自己的使命，要为祖国、为人民干实事。

    1986年，任元才前往湖南省南县承担国家《七五》重点科技攻关项目并担任副组长，他们创作的课题获湖南省政府1991年科技进步二等奖。也就是在南县负责攻关的4年多时间里，任元才身体损伤较大，大功率地使用身体，使得他因肝、肾囊肿住院开刀。

    “我为他治疗身体八年了，任老师是一个很豁达的人，这对他的病情也有好处。”成都416医院泌尿科副主任医生曾治军介绍，任元才有接近30年的哮喘，之前在医生的嘱咐下身体状态比较稳定。但在2017年2月，病情突然加重，检查出来发现患有慢性肺源心脏病、前列腺术后并骨转移等六项身体疾病。“从医学的角度来说，他的身体最多还能支撑一年。”曾治军说，虽然任元才现在走路精精神神，说话声音也很大，但是身体里面的问题很严重了。

    为了能够在有生之年将自己毕生心血奉献出来，让后辈继续研究，任元才在家里翻箱倒柜，找出自己曾经写过的书籍、得过的奖证、名家著作等，并用了一个月时间，花费2540元将他们放置在大大小小的相框里，一一批注，介绍自己的生平事迹。他有一个自己写的座右铭：科学创新新博士、做人待人尊格言。这也是他一生都在推崇的理念。“这是我给自己做的‘展览会’，一应物品将全部捐给沼气科学研究所，供他们使用、研究。”

    2017年6月，任元才捐出电脑、衣物、电视等20件物资，通过“雷锋热线”(成都晚报友善公益平台)分别送到成都、昆明、绵阳等地的困难人群手里。他还将自己珍藏的199件沼气研究材料，捐赠给沼气科研所。当时，成都晚报以《加盟雷锋热线献余热 八旬功勋沼气专家捐出毕生珍藏》为题刊发了报道。

    生命最后一年，只为办成3件事

    去世前几个月，任元才躺在病床上，吸着氧，眼周皮肤肿得发亮。吸氧机在一旁用力地发出“呼呼”声。

    任元才说：“我估计剩下的日子不多了。过去一年，我捐献遗体的事已经落实，3.6万元党费也交了。”顿了顿，他压低声音说，“还有最后一件事想麻烦你们，我希望帮助年轻有能力的贫困学子。钱，都准备好了。”

    在生命的最后一年，被前列腺癌等多种病症折磨的任元才，一直在为办成捐遗体、交特殊党费、捐助贫困学子3件事忙碌奔波……

    捐献遗体，成为他要完成的第一件事。

    担心家人不接受，任元才先把这件事告诉给忘年交——沼气科研所后勤服务中心主任李晞。

    李晞对任元才的决定一点不惊讶：“他真正崇尚科学，爱社会、爱人类。”

    任元才不知道捐赠流程，四处打电话咨询，但病情越来越重，2018年4月走不动路了，这件事还没办妥。夜不能寐的他决定告诉家人捐赠遗体的事。

    “死在战场上的人，连遗骨在哪里都不知道，捐遗体至少还能知道你走之后在哪里。”出乎任元才意料，全家人并没有反对他的决定，老伴汤瑞华还让儿媳何婷帮助他落实此事。

    此后，任元才几乎每天都打电话给何婷，询问进度。6月，何婷将四川大学华西基础医学与法医学院的遗体捐赠登记表拿给他。任元才认真地填了表，最后专门写道：希望自己带癌生存的遗体能为医学作最后的贡献。

    任元才在逝世前15天去了一趟李晞的办公室。“遗体捐赠的事情办妥了，没有牵挂了。”李晞在纸上写下“任老加油”，任元才看后摆摆手：“加不动了。”

    第二件事：“抠门”的他，主动交了3.6万元特殊党费。

    一定要赶在2018年之前，把3.6万元特殊党费交给组织。他这样做有3层意思：一是庆祝党的十九大胜利召开，二是庆祝沼气科研所成立40周年，三是为纪念自己入党61周年。

    2017年11月，任元才拨通沼气科研所党务干部蒋鸿涛的电话，表达了自己的心意。

    “我很吃惊。”蒋鸿涛听说，任元才是出了名的“抠门”，出门在外一元钱的矿泉水都舍不得买，怎么一下子要交这么多钱?

    挂掉电话，任元才仍不放心，坐上电动轮椅，一个人从沼气科研所职工宿舍到办公区找到蒋鸿涛，“我老了，不知道如何交，我是真的很想为党组织再尽一份力。小蒋，你帮帮我”。才挂断电话，就见到人，蒋鸿涛意识到，眼前这位老人是认真的。

    蒋鸿涛查询后得知，可以将党费存入中共四川省直属机关工作委员会的账户，由省直机关工委层层上交，最后交给中央组织部。他将这个消息告诉了任元才，电话那头的任元才连连说好：“过段时间我和你联系，我们一起去交!”

    “过段时间”指的是一个月后。这并不是任元才有意拖延交纳时间，而是每个月超过1.5万元的医药费让他有些吃力。直到现在，也没有人知道任元才是怎么挤出这3.6万元的。

    2017年12月，任元才再次拨通蒋鸿涛的电话：“小蒋，钱我准备好了，走，交党费去!”

    来到位于成都市盛隆街的建设银行，工作人员问：“需要写汇款备注吗?”“备注，特殊党费。”任元才脸上挤满了笑容。

    交了党费后，任元才并未完全放下心。他认为有了回执才算与党完成了心连心的对话。一般情况下，拿到回执需要约一年时间。从2018年1月开始，任元才每月都到蒋鸿涛的办公室，问他有没有收到回执。反复询问的原因是，任元才担心“怕等不到那一天了”。

    终于，在今年9月初，党费收据送到任元才手上。他捧着这一张像奖状一样的收据，老泪纵横：“我还是撑到了这一天，好!好!”

    任元才一生获得60多张奖状，唯独这一张收据被贴在床头墙上，连他最珍惜的1990年农业部授予的“全国先进个人”证书都没有这个待遇。

    捐1万元给学沼气的贫困学子，成为他的最后遗愿。

    2018年6月，任元才给记者发了一条短信：“您好，本人有重大决定，请您到家商定。同时也希望雷锋热线牵线，需任何支持，本人也会尽力办到。”

    任元才说了两件事：一是要捐钱给学沼气的贫困学子；二是把一些衣物、医疗用具捐给需要的人。

    今年10月5日下午，任元才请护工给自己理了发、剃了胡须，老伴汤瑞华给他喂了黑米粥。吃完后，任元才说了句“好得很”，就走了。

    任元才走得很安详，不开追悼会，不作遗体告别，不设灵堂，不收礼金。

    任元才生前还有最后一件事没有完成，汤瑞华对记者说：“这有1万元钱，老伴交代由你们捐赠给那些学沼气的贫困学子。”

    其实，对于捐赠1万元这件事，汤瑞华是有些意外的，她曾对任元才抱怨：“结婚前一天晚上，8分钱的面钱都舍不得给。但我也理解他，他这一生都在为国家和社会作奉献。”汤瑞华还说，自己去世后也会像老伴一样捐出遗体。（综合自新华社、成都晚报）